中国正在开展新的“非基督教运动”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众所周知,1922 年到1927 年的以上海为中心、在全中国开展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一次全国范围内反对、攻击基督教及其文化的社会运动,这次运动粗鲁地遏制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野蛮地破坏了基督教文明及其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播,为共产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占据知识分子和青年精英头脑打下了厚实的宗教和思想基础,也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拓展、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夺取政权奠定了意识形态根基。

正如近年的史料所披露的,非基督教运动完全是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组织的,根本不是人们以为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受进化论和科学观念影响后自发的反宗教运动。共产政权要想在中国立足,意识形态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铲除基督教对国人的影响。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是共产主义染指中国、并要占据中国的第一步。1949年共产政权在中国的建立与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之间,其实有着内在的联系。中共建政后,对基督教镇压、阉割也一直不断,登峰造极是在1960年代的文革期间,宣布彻底消灭宗教,将基督教送入历史博物馆。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官方控制、压制但不彻底消灭的政策下开始迅猛发展起来。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非基督教运动”将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中共政权似乎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发动一场新的“非基督教运动”。自2014年以来,中共当局以浙江尤其是温州地区为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打压基督教运动:拆三自会教堂、拆十字架、基督教堂被改名、家庭教会聚会点被关闭,成员被逮捕拘留,公务员被调查信仰状况、共产党员签署不信教承诺书、网上禁止买卖基督教用品、网络五毛攻击基督教名人、御用文人累次提基督教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对比19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研究和反思当下对基督教迫害现象背后的根源和动机,不能不得出中共当局正在开展一场类似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新运动的结论。

首先,我们看到这次运动和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运动一样,是共产主义者们有意发动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

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运动在台面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学者、有学生、有贩夫走卒,还有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名人参与,轰轰烈烈、异常热闹。但实际上背后发动运动的,却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基督教学者邢福增主编、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于2011年出版的《大時代的宗教信仰:吴耀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一书中,学者张化根据《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书中共产国际代表利金的报告写到:“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报告说:整个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所有运动都是根据远东书记处总的指示和我的指示共同开展的”(见《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一书23-24页)

而在近代史学者陶飞亚的论文《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中直接指出: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

可见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是被有意煽动起来、反基督教及英美国家普世价值、为共产主义夺权铺路和培养干部的运动。在运动中由中共扶持,1922年3月9日在上海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这两个组织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第一阶段的指挥枢纽中心。1924年8月, “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员唐公宪担任执行主席。这个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策动了圣诞节期间的“非基督教周”活动,发动了危害甚烈的夺回教会学校教育权运动。以上足见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组织性、目的性和计划性。

相比百年前的这次反基督教运动,今次的运动,也完全是共产党政权尤其是其中的极左势力发动的,预谋性、目的性和计划性虽隐藏极深,但也露出众多马脚。

中共极左刊物《环球视野》总第430期发表论文《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这篇剑拔弩张的论文视基督教为中华民族和中共政权的敌人,其中写道: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基督教扩张对我国宗教事务、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要以适当方式开展基督教批判;要发挥民间信仰在抵御境外宗教势力渗透中的积极作用。。。。。。

2013年年底,中共军方拍摄《较量无声》,该片在伴随国内基督徒(政府教堂内的)敬拜画面的解说词说道:“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西方宗教渗透,在主流价值观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逐渐形成蔓延之势。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基督教徒总量,已悄然逼近一亿人。”可见,在极左思维的军方眼里,基督教是美国在5条战线上颠覆中国的重头戏,而将近1亿的基督徒成为颠覆中共的敌对势力,中共极左派如临大敌,大有彻底剿灭这1亿基督徒的念头。

2014年5月6日,中国发布了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其中指出“宗教渗透威胁社会主义信仰认同”“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宗教渗透的方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隐蔽,公开与秘密并举,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

2014年4月25日,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知名学者杨凤岗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到2025年时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信众有可能达到1.6亿人左右,到2030年时中国基督教徒的总数将超过2.47亿人,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 杨教授的言论遭到中国政府第一时间的回应,前宗教局局长的叶小文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采访时说,杨凤岗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他预测的数字显然存在夸大。预测中国未来会有多少人信奉基督教完全没有意义。

从以上当局的言论可以看出近一、二年,由于基督教的迅猛发展,也由于中共对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霸权的重视,天生就与基督教敌对的共产主义者们,开始将矛头对准基督教,要遏制和打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共识。

在这样的预谋下,浙江及温州的基督教(无论是家庭教会还是挂在三自下的有教堂教会)似乎已经成为全国打压基督教的试点。浙江各地近年来基督教发展非常迅速、一间间教堂拔地而起,而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温州,也是中国基督教最为复兴和发展最为迅速的排头兵。打击浙江及温州,就可起到强烈的“斩首”效应。而打压的方式,不是1920年代中共在野时那样直接和暴露,而是以拆违和借助2013年在浙江开始的“三改一拆”运动,通过铲除信仰的物理空间、破坏教会教产权利,消灭基督教重要标志十字架的方式,达到对浙江和全中国的方兴未艾的基督教的控制、打压和整肃。

在“三改一拆”运动进行中,浙江在各城市下发众多有关拆移宗教建筑的文件,将拆除违章教堂和“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建筑列为“七必拆”首位,也有移除、整改十字架(熄灭十字架灯、掩盖十字架等)的众多指令。

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市、县领导进行浙江省推进“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根据披露的会议记录,里面提到要“纠正宗教发展过快、场所过多、活动过热”现象;“要看清十字架背后的政治问题、抵御意识形态的渗透”;“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要培养狮子型领导”。这次会议非常重要,终于向各级干部坦白讲明了“三改一拆”背后的真实目的。

5月2日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网一则新闻中,温州一信徒对记者说浙江民宗部门一文件三内容:一.整改十字架;二.必拆基督教私设教会点等违法建筑;三.建立长效机制、下一步的基督教场所的建筑技术标准,要符合中国民族的文化特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浙江、温州等当局各级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三改一拆”的名义,行打压基督教之实;籍拆除违章建筑的名义,实施打压基督教影响力、控制基督教发展的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运动。可见,从目的性、计划性、预谋性等方面看,今次打压基督教的运动,的确与1920年代中共发动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常相似。

另一方面,从2014年开始的这次打压基督教运动与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相似性还在于它们都是直接、全面地针对基督教及其文化而来,反基督教、非基督教已经不分三自会、家庭教会了,而且把目标直接定为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

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共青团的煽动下,上海学生成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称基督教充当各国资本家经济掠夺的先锋和走狗,提出“现代基督教及教会,是我们的死敌,非决一死战不可”!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蔡元培、戴季陶等为数77人的学者名流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指出:“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长沙学生疾呼“福音书多印一章,中国人多死一个,礼拜堂多建一座,无产阶级身上的肉就多割一方。宗教末日到了”。接着开展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运动,不少教堂和教会学校被捣毁设施、宣教士被围攻。在国共合作的北伐军所向披靡的个别地方出现了强占教堂、赶走牧师, 教堂、教会学校及医院成为驻军之所的现象。1922年来华传教士达8,300人,非基运动后,1928年降至3,150人。

与非基督教运动类似,2014年开始的这场运动,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十字架过意不去。在浙江各地,无论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的十字架,很多已经被拆除,没有被拆除的也被遮盖或者熄灯。估计已经有近百个十字架被所谓整改。十字架是基督教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外在标志,专门针对十字架的迫害,在义和团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才似乎发生过,此暴行再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次运动就是以打压迫害基督教为目的的。

2014年迫害基督教运动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迫害对象不分三自会和家庭教会,只要是基督教就打压;不管你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只要是基督徒就要被整肃。淘宝网上基督教书籍被停止交易,三自会的圣经据说暂停印刷,上海、浙江一些公职人员正在被进行宗教信仰调查,所有共产党员被要求填写不信教承诺书。该承诺书表示党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要在信仰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有其他宗教信仰。经过调查后,可能对公职人员基督徒有更大规模的迫害。

根据对华援助新闻网《浙江、温州教堂及十架教案涉拆清单》,截至5月18日,浙江、温州教堂接到拆除通知,教堂附属建筑、十字架被拆或被覆盖,初步统计有六十多处(还有很多无法统计)。这里面包括三江堂在内的大部分教堂是三自会名下的教堂及十字架。为什么三自会名下的教堂也要被打压呢?

众所周知,三自会是政府教会、体制内教会,政府一向扶持、袒护三自会,甚至联手三自会打压体制外的家庭教会。但这次政府首先大开杀戒、杀鸡儆猴的却是三自会,这让人们震惊和不解。其实三自会尽管是体制内教会,但也保留大量基督教元素,尤其是基层三自会和三自教堂里面的信众,不凡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要镇压基督教,也必然先从显眼的三自会开始。这也揭示了2014年开始的打压基督教运动,已经不再是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了,问题已经是共产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与整个基督教的矛盾问题。打压家庭教会,原因是家庭教会是非法社团;但打压三自会,的确是冲着基督教而来的。这个状况有点象文化大革命中消灭基督教时期,当时不仅三自会,连宗教局、统战部都被消灭殆尽了。

2014年的这次反基督教运动,也的确引起了三自会内部的震动和反抗,三自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看明白这次是冲着整个基督教而来的,再不奋起抵抗,可能三自会、整个统战系统都没有了。全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金陵神学院副院长陈逸鲁牧师在强拆开始之初,就写文章《从现代管理看浙江政府强拆三江十字架的思考》指斥浙江政府“采用急于求成、强硬解决的手段,不符合现代管理的原则和智慧,势必造成内伤,有损党政形象,有损党群感情,有损社会稳定,得不偿失,是个失败的施政例子”。温州鹿城区两会也发布宣言若强拆继续,退出三自。

更加罕见的是,5月12日,中国官办教会总会——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对最近发生的强拆教堂和十字架事件发布声明,在《对部分信徒就浙江省“三改一拆”中涉及教堂、十字架等问题的答复》一文中,两会对并不违章的十字架的拆移表达了不满:“近日,浙江省各地又出现了教堂的十字架陆续被拆除或移位的情况,令人不安。众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标志之一,凝聚着信徒朴素的信仰情感。如果没有超越当初建造时的设计标准、也不存在安全隐患而被随意地强行拆除或移位,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极不妥当的,应当立即停止!”两会对强拆十架的不满反应出体制内宗教部门的分裂,表面上是全国基督教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实际是中央掌管基督教部门内部的分裂。是要维护自己群众基础和自身存在价值的三自会成员,与彻底反基督教的官员的矛盾和分裂。基督教两会如果这次不为信众说话,就会失去信众基础,而且两会已经感到事态这样发展下去,似乎要回到文革——把两会、统战部都给端了——自身难保,这也是统战部下三自会体系最不愿看到的。

可见,从三自会内部罕见的反抗这次打压基督教运动,直接说明了这次运动不分体制内外、专门反基督教、非基督教的本质。这点与1920年代的非基督运动非常相似。
当然,由于时代和共产党执政掌权的阶段不同,当今的这场非基督教运动与1920年代的也有很多不同。如眼下当局没有调动媒体进行如同对待法轮功式的舆论轰炸、还没有动员御用文人和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基督教批判,除了政权机关外,也没有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发动大学生、学者名流进行反基督教活动。现在没有不等于将来没有,发动和组织1920年和今天的反基督教运动的政党是同一个政党,它随时有可能将眼下的反基督教运动在地域和深度广度上扩大。

当下,从浙江温州开始的以拆移十字架、拆毁教堂、关闭聚会点、抓捕教会带领人等为特征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在全国蔓延。基督徒一定要奋起抗争,再不抗争,结局就是默默地等死。正如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由于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清党,扫除共产党及激进派而偃旗息鼓一样,对付眼前的这场非基督教运动,也要中国基督徒及民众拿出非暴力抗争的勇气,与邪恶力量不惜一战,如此才能制止中共对基督教愈来愈严重的打压、迫害和侮辱。愿上帝制止恶魔在中国的暴行,愿上帝的公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2014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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