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VS百姓:城管“按住他,打死他!”

对华援助协会转载

视频: 监控实拍:长春城管殴打百姓,大喊“按住他,打死他”

长春暴力强拆城管殴打百姓,灭火器警棍通通用上,大打出手。

原木名师 :这个就是国家机器吗?南宁用枪扫射老百姓,这个国家不值得爱!

花和尚:要是他们能把这股子劲涨放在收复钓鱼岛上,我们老百姓就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了。
不许强拆的文件,不如一张手纸。elwinrommel:央企开发¥¥¥¥¥¥¥¥天下无敌。

漉漉A:支持城管。

冷焰神:动用公检法,就是违法拆迁。

君斋:活雷锋春天般温暖秋风扫落叶……

蝆哶哶:怎么海上烟雾弹了?不是干粉灭火器吧?

manmankiller:难道违章建筑不该拆?

crzayddy:无奈啊。

 出狱不久的维权人士倪玉兰受洗归入耶稣 ——2013-10-29访民团契受洗圣礼

 (北京基督徒) 徐永海       2013年10月31日

1、刚出狱不久的维权人、荷兰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获得者倪玉兰受洗归入耶稣(视频)

倪玉兰是一个荷兰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获得者,一个曾3次坐牢的中国维权人,一个双下肢被打残的北京访民。

倪玉兰,2002年4月因拍摄强拆现场,被殴打,致其大小便失禁、多次昏迷。9月因向北京市人大反映冤情,被殴打,后被关押坐牢,致使双下肢落下残疾,无法行走。在多年上访维权的道路上,她2002年被判有期徒刑1年;2008年被判有期徒刑2年;2011年被判有期徒刑2年半,同时丈夫董继勤也被判有期徒刑2年。

倪玉兰,在今天2013年10月29日,在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访民团契(聚会地点是在葛志慧姊妹家中,上周聚会时7位警察曾闯入干扰),受洗,向世人宣告正式归入耶稣。施洗者:胡石根长老、徐永海长老。

武汉:居民抗议污水厂散发臭气 遭警方暴力对待多人受伤

对华援助协会  通讯员 2013年10月30日

2013年10月29日,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大道,大批民众堵路抗议武汉秀湖污水处理厂污染空气。因武汉秀湖明渠污水处理厂长期散发恶臭污染空气,厂区周边 的万科红郡、现代森林小镇等小区的居民,在多方诉求无果后,于10月29日聚集在武汉金融港光谷大道武大园三路路段进行抗议示威。

居民们认为,在距居民区 仅三十米处修建污水处理厂属于违规,他们打出“不求秀湖多秀,只求秀湖不臭”的标语,要求对违规污水处理厂进行整治。

29日的抗议事件中,警方对现场的民众实施了暴力,有多人被打伤。当晚,抗议民众在光谷大道金融港附近与秀湖施工方交涉时,被秀湖施工方人员殴打再致多人受伤,据说甚至有人被对方拘禁带走。











广东:村民抵制修建垃圾场 围堵国土局示威遭镇压

对华援助协会  通讯员 2013年10月30日

2013年10月29日,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发生了一起当地村民围堵国土局抗议示威事件。起因是政府要在广宁县宾亨镇西林村修建垃圾处理场,遭到村民坚决反对。为此村民们从8月开始维权行动,抵制修建垃圾场。

10月28日,村民们围堵当地派出所抗议示威。10月29日,村民们继续围堵广宁县国土局抗议示威,遭到特警镇压,村民们投掷石块予以还击,并将国土局的 门牌砸毁。据传冲突中有上百村民被抓捕,数人被打致重伤。当晚数百村民再次聚集抗议,要求警方释放被抓的村民。







西安:村民聚集维权 引发暴力冲突

对华援助协会  通讯员 2013年10月30日

2013年10月29日,陕西省西安市省政府门前,数百名商洛市山阳县村民聚集维权,为在当地土地纠纷中几十位村民被殴打致伤到省政府讨要说法。

事件起因是,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的猛柱山水电站在修建过程中,占用了干沟村和黄凹村两村的村路。10月27日,村民向电站方面上门索赔时,双方发 生冲突,冲突中数十位村民受伤,据说有人重伤致残。27日的冲突事件,导致29日数百村民到西安省政府门前聚集维权。

























拆迁也能“株连九族”?

【拆迁也能“株连九族”?】母亲不搬迁,女儿就被停职;婆婆不签协议,儿媳就被调去拆迁办;父亲当“钉子户”,女儿就要被调山区。应了那句逆天的拆迁口号:不签协议不交房,祖祖辈辈悔难当。这拆的不是房是家,是人心!




网评:

腊月兔5763:万恶的封建社会!

王才亮律师:中国特色。

攸县贺金云:你好,话题

株连式拆迁不完全统计#暂无主持人,赶快去抢吧!

西安:张先生街头勇敢举牌宣传宪政 已连续三周

对华援助协会  通讯员 2013年10月29日

2013年10月27日,陕西省西安市钟楼旁,一位张姓男士站在钟楼下广场上,举牌宣传宪政。其间,有警员到现场将张先生带上警车询问,后又将其释放。据 知情人透露,这位张先生每逢周末三天就会在街头举牌宣传宪政,已连续三个星期。西安警方对此展现出克制容忍,张先生目前境况尚安全。

















法新社:美及家人敦促中国释放反新闻检查的维权人士杨茂东

法新社报道                        2013年10月30日

华盛顿: 美国周二敦促中国释放反贪污和捍卫言论自由的维权人士杨茂东,因他的妻子公开发声对他最近一次被拘留后可能遭受酷刑表示忧心。

据其支持者透露,杨茂东(笔名郭飞雄),是因在中国南方的广州发表公开演讲捍卫言论自由和敢言的“南方周末”报,于8月8日被当局带走。


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芮伯赫茲说美国对杨的被拘“高度关注”,并已向中国方面表达关切。

他说:“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刻释放杨茂东,停止一切对其行动自由的限制,并且根据中国的法律和国际人权义务保障他的安全和自由。”

美国如此表态是因为2009年从中国逃到美国的杨的妻子和女儿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对杨的处境表示担忧。

杨的妻子张青说中国当局不让包括律师在内的任何人会见杨,律师七次要求会见都被拒绝。

她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每次被捕后都被拷打。我有理由认为他现在也在遭受酷刑。”

她说她不知道丈夫被羁押在何处,但他以前被关押时,曾以绝食表示抗议。

自2011年杨因“非法经营罪”服刑5年获释后,已经四次被羁押。

他因曝光一位地方中共官员的贪腐行为而被人们熟知,最近一次是以“聚众滋事”罪被羁押。

从教会历史的角度看出埃及记

郑仰恩         (台湾神学院教会历史学教授)

在二十世纪大放异彩的出埃及记

在过去的圣经诠释史裡,出埃及记确实曾被提出来作为「受压迫者解放得自由」的主题讨论,例如,加尔文就曾在他的圣经释义裡触及此一议题。然而,出埃及记却是在20世纪的神学运动裡大放异彩,成为一个诠释圣经的「钥匙」和「建构原则」,特别是藉助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和全球的妇女神学运动开启了基督教团体的新眼光和视野。本文从当代的旧约圣经研究出发,接着引入解放神学和妇女神学的讨论,最后再回到台湾实况做些许关联性的反思。

当代圣经学者对出埃及记的诠释

在本段中,让我借用我的同事曾宗盛教授的《旧约导论讲义》来强调几个重点,先谈属于五经的出埃及记的写作目的,再谈它的主旨:

首先,就五经的写作目的而言,摩西五经在犹太教被称为妥拉(Tora),这一词意思为「指引」,也就是「给予引导的教导」。基督教学者将妥拉译为「律法」,可能会造成一种误解,以为五经是一部记载各种法律条文的书。事实上,妥拉主要的特色不是法律条文,而是生活的教导与指引。

其次,圣经学者B. S. Childs及N. Gottwald认为,五经最终的正典形式是一个具有「解释目的」的行动。也就是说,五经是不同的文字传统经历一段漫长的形塑过程而汇集的结果。五经成为犹太宗教团体实践信仰生活的依归与准则,并且根据五经来建构他们的真实世界。五经是複杂的传统形成过程的结果,也是透过主导的目的所形塑过程,完成具有规范性的基础,给予犹太教及基督教团体信仰与实践的准则。

第三,妥拉是一种规范性的生活准则,做为支持与维护以色列人团体,过着感恩与顺服的生活。这个团体不论是在亚述、巴比伦或波斯帝国的统治期间,为了维持独特的生活特色,他们必须一方面抵抗外来强大的主流文化与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形塑与维护团体的身分与认同。犹大人团体必须在这内外的压力与张力之下继续生存。他们可能因为融入主流文化,而获得经济的成功,却因此失去了自己文化的身分与认同。而妥拉是上帝赏赐给一个信仰团体的策略,通过它这信仰团体可以度过重重的危机,获得生存。

第四,经历被掳经验的以色列人,如何将他们的信仰体验传承给下一代?这是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团体需要面对的处境。如何将信仰传承给后代子孙是相当急迫的事,却也是困难的挑战。面对主流文化的吸引力与压力,年轻一代的人很容易被吸引,融入主流的文化,而丧失自己原来的独特性。在此,妥拉的信息特别针对年轻的一代,邀请他们接受及传承他们独特的身分与认同(参阅出埃及记12~13章,特别是12章26~27节;13章8~9节;13章14~15节)。

第五,出埃及记的主旨,在于记载以色列民族诞生的故事(1~15章)。故事的开始叙述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受苦,后来上帝呼召摩西,奇妙地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经过大海,得到新生,达到故事的高潮(14~15章)。然后以色列人进入旷野,开始了新生后的考验(16~18章)。接着他们来到西奈山,上帝与他们立约,拣选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又颁布十诫与律法,做为以色列人的生活准则(19~24章)。上帝也吩咐以色列人建造会幕与圣所,做为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记号(25~40章)。

第六,出埃及记的叙述显示,上帝一方面克服自然界溷沌的力量,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中击败了压迫弱小的强权势力。上帝拯救以色列人民脱离奴隶的处境,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这种解放的经验,对后代的犹太人与基督徒有很大的启发,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旧约的文学中,我们时常会读到出埃及经历的回顾。甚至记念出埃及事件的逾越节礼仪,直到今日仍然在犹太人的家庭中年年举行。出埃及的经历对基督徒也有重要的意义。例如福音书描述耶稣圣家从埃及避难回到故乡,视之为一个出埃及事件(马太福音2章15节);而山上宝训描述主耶稣教训会众,就像第二摩西一般(5~7章)。至于初代教会则视耶稣为逾越节的羊羔(哥林多林前书5章7节、11章25节)。此外,早期教会信徒将洗礼当作是一次出埃及过红海的新生经历。

总之,对基督徒与犹太教徒而言,读出埃及记的经验,触及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原来一群人的团体,在出埃及的事件中,体验到自己成为上帝拯救的子民。

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历史脉络

毫无疑问的,现今拉丁美洲的困境,始于哥伦布在该地开展的「印度企业」。后来,哥伦布曾主张他的成功是以赛亚的功劳(参阅以赛亚书60章9节),显明西班牙国王的野心和基督教的宣教目标似乎成为一体了。在这殖民化的过程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半封建社会被移植到拉丁美洲来,结果是造成「殖民者拥有土地所有权」以及「双层社会阶级(地主及佃农)」这两个可怕的结果,这样的双层结构不但存在于殖民时代,更一路延续到现今的后殖民时期,由新的资产/地主阶级接管。另一方面,受到大美国主义的「门罗政策」影响,拉丁美洲从19世纪中叶起逐渐成为美国的后院和禁脔,加上二次大战后「进口替代工业化」(此举造成「依赖」现象)的政策,以及新自由主义与右翼独裁政权的结合、「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突显出北美和南美间的明显对比差异。

换句话说,欧洲势力自从1492年「发现」新大陆(也就是「拉丁美洲」的缘起)以来,就已犯下不容否认的「原罪性恶行」。借用萨尔瓦多神学家索布理诺(Jon Sobrino)常举的一个例子:在1492年后的70年间,当地的原住民人口遭到杀戮、感染病菌,以致缩减到仅剩原本的15%,诸多传统文化更被摧毁殆尽,经历了人类学上所指称的「灭绝」。这样的结构性创伤,事实上从未复原过,至今仍在冲击着拉美社会。对索布理诺来说,成千成百万的穷人所经历的贫穷以及伴随而来的死亡及尊严的失落,仍是地球上最严重的伤口。问题是,这样的伤口在第三世界随处可见。另一位西裔萨尔瓦多神学家爱拉库里亚(Ignacio Ellacuria)曾哀叹道:「仅仅因出生在萨尔瓦多、海地、孟加拉或查德,比起出生在美国、德国或西班牙,人们就无可比拟地严重缺乏生命、缺乏尊严。」

值得注意的是,在拉丁美洲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教会握有立法、教育、政治等大权,但往往为了保持这些既得利益,而无条件支持殖民/封建/军事政府。结果,如阿根廷卫理公会神学家慕里诺(Jose Miguez Bonino)所指出:基督教常被利用去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合理化、神圣化,并使基督宗教成为支持特定「意识型态」的信仰系统,成为以宗教来为既存制度「背书」的一种意识型态。解放神学其实是对这种「版本」的基督教的「批判」。

无可避免的,到了1960年代,任何有良心的基督徒都开始问一个问题:「在一个充满压迫的世界中,作基督徒是什麽意思?」在1966~67两年间,阿根廷的切•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及哥伦比亚神父托雷斯(Camilo Torres)先后被暗杀的事件也造成极大冲击。接着,受到罗马天主教第二次梵谛冈大会的影响,新的神学思潮应运而生,秘鲁神学家古提雷兹(Gustavo Gutierrez)在比利时、法国研读神学后返回利马大学任教,却因接触都会贫民区裡的穷人而转变思想,并于1968年出版《解放神学》。解放神学主张应以社会学的眼光(重视历史事件)取代以哲学的架构(重视抽象理念)来了解圣经的信息,特别是强调其在实际社会生活处境中的关连性意义。

受到出埃及记启发的解放神学:

受出埃及记启发,解放神学家们重新发现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是「慈悲」和「反省性的实践」(praxis),也就是在实际行动中体认信仰的意涵。对他们而言,拯救不只是灵性或属天的福祉,更是达成政治、经济、社会健全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拯救就是解放(liberation),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外部/社会政治层面(socio-political)的解放:帮助人从社会排斥、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文化歧视中得解放。接着是内部/人类学层面(anthropological)的解放:帮助人从心灵的痛苦、文化及人性的疏离、物质化中得解放。最后则进入根部/神学层面(theological)的解放:帮助人从自我中心、灵性的疏离、内在的罪性中得解放。

为此,解放神学家坚决主张「公义」的优先性──即追求「社会公益」的心志;由此发展出「共同连结感」的精神,更进一步形成为了追求公义而和穷人或被压迫者「站在一起」来对抗「世间的法老」的神学态度。在1979年于哥伦比亚的麦地茵(Medellin)举行的第2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中,与会者不再谈论「发展」,转而主张「解放」,且是全人的解放。该次会议发表以下声明:「贫穷本身是一种罪恶,先知们抨击为是一种对上帝旨意的违犯,且这样的违犯大多是基于不公义的罪恶结果。上帝差遣其儿子耶稣就是要来解放所有被罪、飢饿、悲惨命运和压迫等所捆绑的人。」在此会议中,「上帝优先选择穷人」的原则被确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放神学的论述中区分两种「穷人」:第一种是「社会/经济上的穷人」(socio-economically poor),也就是缺乏或被剥夺基本生存需求(食物、衣物、居所、基本照护健康、初步教育、工作)的人,且大多数是系统性剥削所造成的。巴西神学家波夫(Leonardo Boff)曾举一位基层团体的妇女为例:她具有妇女、妓女、单亲妈妈、黑人、穷人、原住民的身分,因此经历了六重的剥削与压迫,是穷人中的穷人。第二种是「福音裡的穷人」 (evangelically poor),指的是不以自己为念,完全将自身和一切资源用来服事上帝和有需要的兄姊的人,他们愿意为了上帝在世上的计画而「成为贫穷」。一般而言,福音的穷人总是愿意和社会/经济上的穷人站在一起,而后者也必须学习前者的信仰态度。不过,如果一个基督徒每逢谈到贫穷,总是硬要将它解释成「心灵的贫穷」,这应该是对福音的严重误解。

解放神学家主张默想与行动的合一,更强调教会生活是神学的中心:教会不是官僚的阶级体制,也不只是分配圣礼的「奥祕身体」,而是贫穷者的僕人以及社会经济公义的先锋,这促成「基层基督教团体」(comunidades eclesiales de base)的建立。到1970年为止,光在巴西就有超过8000个「基层基督教团体」,他们可以说是「作为解放神学之反省基础的行动派穷人团体」。

为了回应时代处境的挑战,解放神学家主张:

教会该由「共犯结构」中悔改并跳脱出来,并就其有意无意参与在殖民主义及各种的霸权文化──包括种族、文化、性别、阶级──中的罪行表达忏悔。

教会应学习「聆听」邻舍──即穷人、受压迫者、边缘人、需要者──的声音。

「苦难」既然是人性共通的经验,它应该成为信仰反省的起点。

教会在宣教和信仰实践的过程中不应仅仅关心「非基督徒」或「不信」的问题,更应关注「非人」和「不公义」的问题。

受压迫者的教育学:良知化的教育理念 

巴西教育家保罗•费雷利(Paulo Freire)深受解放神学影响,相信教育的目的就是带来「解放的人性」,而这是建立在一个「永久的先知异象」上的:不是为受压迫者提供安慰,而是一个可以为之不断奋斗的上帝国远景。费雷利强调,在民主化过程中,不能再容许社会大众停留在「无知」的状态中。确实,无知比「文盲」范围更广,包括社会大众「缺乏参与并介入历史过程的经验」。

费雷利的教育方法是由拉丁美洲的劳苦大众「文盲」的教育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期望能使「无产大众」由过去的昏睡(lethargy)中觉醒,并以「主体」的身分来迫切参与在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中。也就是在学习读、写的过程中,让他们深深体会到「自我」的存在意义并学习尖锐且批判性地辨识他们周遭的社会处境,进而改变这个过去长久拒绝他们参与的社会结构。面对贫苦大众所接受的「宿命论」和「冷漠心态」的挑战,教育成为一个具有转变和颠覆性的力量。

有鉴于过去的教育方式是「填鸭式系统」(banking system),那麽,作为「协助者」的「教育者」要如何来因应呢?长久以来,「无知与昏睡」是整个经济/社会/政治宰制下的直接产物,教育体制也成为「沉默文化」的维护者,「无力者」也存在于「沉默文化」当中。费雷利主张以「对话」和「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帮助已经失去学习动机的「受压迫者」,重新学习和自身相关的知识。值得庆幸的是,许多文盲在这个教育经验中体会到「自我」的价值、新的尊严意识、以及新的盼望的催迫。

当代妇女神学运动的挑战:

另外一群深受出埃及记启发的是妇女神学家,她们从妇女的具体经验出发,且自我认知这是一个争取公义的集体奋斗,进而努力转化、建立一个和福音精神相一致的教会和社会结构。她们的策略是批判长期以来支持性别歧视和父权结构的那些既存且根结久远的神话或意识型态,而她们的方法和解放神学家相同,是兼具行动和反省的「反省性实践」。

让我举卢瑟(Rosemary Radford Ruether)为例,她的神学反省以「出埃及事件」的先知、解放的传统为规范,主张原本带有平等主义的耶稣运动很快就被初代教会「父权化」了。因此,她主张应回归圣经核心的「先知──弥赛亚传统」,并以「批判性原则」来肯定且提升妇女的「整全人性」,拒绝任何否定、削减或扭曲妇女之整全人性的圣经诠释,强调任何提升妇女整全人性的作为,便是上帝神圣的作为,反映出与神圣者真实的关係,是救赎的信息,更是救赎团契的使命。

正如出埃及记的解放信息所显示,妇女神学乃是藉由对经文的「重新诠释」,对父权文化和男性沙文主义进行全面性的批判,迈向「包容性」的人性高度(包容两性、包容所有社会的族群与团体),最终达到对多元物种之自身独特性的「价值肯定」,不以「阶层等级」模式或统治者之基准来消解「他者」的本质潜能或定义「平等」,而是对所有以不同方式存在者的价值之肯定。这也是妇女神学所坚持的平权、参与、圆桌的领导模式。

出埃及记对台湾教会的启发:

对犹太人而言,妥拉是在描述上帝如何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那「为奴之地」走出来,进入自由、繁荣的迦南美地,且和上帝建立契约关係的过程。更深一层来说,这是一个解放和重建的过程,是从被奴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奴隶心态学习如何站立起来并过负责任的信仰生活的历程。因为过去400年来在埃及的生活方式实在太溷乱,加上奴隶性格盘根错节、交织缠绊,整个民族的集体性格都被扭曲了。

为了帮助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生活的恶习和不健康的心态,并且重新塑造新的生活,特别是学习如何过一个丰盛、喜乐、慷慨互享的团体生活,上帝将律法赐给他们,内容包括教导和指引,来形塑一个新的团体。这就是上帝在西乃山所颁布、以「十诫」为中心的「律法」的精神。换句话说,妥拉不是重担,它是上帝对那些在世界上失落方向、迷途的民族所赐下的礼物和指引,也是上帝的邀请,邀请我们来分享上帝所赐让心灵得以喜悦的生活方式。

台湾岛国长期经历外来殖民统治,集体文化性格也呈现幽暗、扭曲、丑陋的一面,整体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灵都需要解放与重建,更需要启蒙与更新,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不但自身需要革新、改造,更有参与社会心灵重建的责任。笔者深信,面对此一挑战,出埃及记应该可以带给我们新的眼光与信仰视野!

警惕中共对美国的基督教统战(上)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美国一直是中共的战略敌人,所以中共千方百计对美国进行污蔑、渗透和破坏。中共利用基督教对美国进行渗透和统战由来已久,但不仅没有引起美国政府和美国基督教界的足够重视,反而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基督教界人物与中共三自会(TSPM)、基督教协会(CCC)握手言欢、与狼共舞。为捍卫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普世价值观,为遏制共产主义势力通过各种方式对美国的渗透和破坏,有必要全面了解中共对美国的基督教统战,并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众所周知,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政府教会被称为“两会”,两会由中共核心部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统战部)直接管辖。而统战部是中共建国后总结对国民党的特务渗透、隐蔽战争经验,将其规范化、制度化的特务部门。两会对中国内部称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Three Self Patriotic Movement),对国外称为中国基督教协会 (China Christian Council),是一个组织两块牌子。两会对内的功能是控制基督教信徒、使信徒顺服共产党的领导,与政府部门一起打压家庭教会和其他所谓的非法宗教;对外的功能是利用基督教的普世性,对外国基督徒拉拢收买、化敌为友、化友为同志,扶持美国基督教界的中共代理人,并进行一系列旨在塑造中国宗教自由的假象、掩盖中国迫害家庭教会的真相、打压真正促进中国基督教自由的在美国人士等的活动。

哥林多后书11:14-15:“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中共控制的三自会及基督教协会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统战、特务组织,他们用伪装将他们是共产党特务的真实身份包裹起来。自1950年开始就一直担任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的李储文,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红卫兵殴打时,为了证明自己其实不是基督徒,主动暴露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他在1983-1988年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这显然是个特务机构。另如北京三自会副主席赵复三,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总之,两会(TSPM和CCC)的本质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组织,两会在美国的任何活动,理应引起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关注,但是美国各界并没有认识到这个组织的特务本质,以为仅仅是民间的宗教组织,所以导致“两会”在美国的活动猖獗。

中共对美国的基督教统战分为两方面,一是对美国白人教会的统战和渗透,另一是对美国华人教会的统战和渗透。我们将用上、下两篇分别对这两部分进行阐述。

约翰福音10:10:“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 毁坏。。。。。。”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统战部、宗教局和两会恢复工作,对美国白人基督教界的统战就提上日程。“擒贼先擒王”,中共宗教当局最擅长统战有影响的基督教界人物,在台湾是周联华(此人曾为蒋介石的牧师)、周神助(全球华人灵恩界的领袖),在美国是葛培理Billy Graham。对美国的基督教统战,一直跟Billy Graham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们根据时间顺序,大致上将美国白人基督教界与中共两会(TSPM\CCC)的交往,列举如下:

1. 1988年,葛培理夫妇Billy Graham and Ruth McCue Bell访问中国,并接受中共两会邀请在北京和上海三自教会、南京神学院讲道。从那时开始,葛培理就不断到中国。他并创立东门国际事工(East Gates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主要从事支持“三自会”印刷圣经的工作。到目前为止,中国圣经的唯一印刷、出版、销售单位就是三自教会,其他的所有书店和机构都不能进行圣经销售。圣经的印刷、出版、销售严重受限,如此违反宗教自由的尴尬处境实际上跟Billy Graham大有关系。

2.自2004年起,中国基督教两会先后在香港、美国及德国举办圣经展,企图给当地基督徒和普通民众以中国基督教自由发展、圣经自由印刷和销售的假象,借机掩盖中国迫害家庭教会和宗教不自由的真实现状。这些圣经展得到了美国一些教会和基督教机构的支持,包括葛培理的布道团和东门国际事工。

3.2006年4月27日晚,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洛杉矶水晶大教堂举行盛大的开幕式,筹备近两年的中国教会圣经事工美国巡回展也正式拉开帷幕。中国基督教两会代表团、国家宗教事务局代表团、圣经事工展当地筹委会、当地政要、教会领袖和南加州地区教会代表等300余人参加。纽约、科罗拉多和明尼苏达州等美国其它地区和城市以及香港特区、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友人远道而来。开幕式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洛杉矶分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城市杂志、东森电视台、凤凰卫视、翡翠电视台等众多中文媒体以及洛杉矶时报等英文媒体采访报道。在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蒋坚永副局长、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牧师、水晶大教堂创办人舒乐牧师、葛培理布道团代表、马鞍背教会瑞克 ·华 仑牧师的代表、当地地方行政长官及周边城市代表(帕撒缔纳市和蒙特利公园市市长)、太平洋大学校长、富乐神学院代表、圣经事工展洛杉矶筹委会代表金伍德牧师、司徒卓正博士、余国良牧师等纷纷发表了讲话。这次活动是中共对美国基督教统战的升级,它大大地掩盖了中国宗教不自由的现状,并且引狼入室,把本质是“撒旦”的两会作为光明的天使被塑造、推广开来。TSPM和CCC开始在美国大行其道。

4.2009年9月10日在访问了中国基督教两会上海总部和陕西教会之后,美国联合基督教会代表团一行人访问了北京的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此次代表团一行人包括美国基督会世界事工部主席、美国联合基督教会、美国基督会全球事工部总干事大卫‧阿斯德鲁瓦尔(David Asdrubal Vargas),美国联合基督教会世界事工部总干事、美国联合基督教会兼美国基督会全球事工部联席总干事安‧加尔文‧罗杰斯‧威特(Ann Calvin Rogers-Witte),美国基督会和美国联合基督会东亚太平洋地区负责人朱晓陵博士等。据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报导,王作安副局长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一行。显然,这些美国基督教界人士被统战和欺骗,他们不知道中国的两会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会,而中国国家宗教局,却恰恰是控制宗教自由、迫害各类信徒的中共政权机关。

5.2010年5月15日至18日,美国葛培理布道团全球事务副总裁汤姆·菲利普斯(Tom Phillips)及亚洲事务总裁亨利·贺里(Henry Holley)牧师等一行3人访问了江苏教会。他们的到来受到了江苏省基督教两会、淮安市宗教局及淮安市基督教两会领导的热情接待,宾主双方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座谈。恰逢主日,亨利·贺里牧师应邀在当地教会证道。邀请美国牧师到官方教会讲道,是中共统战海外基督教界领袖人物的常用手法,满足他们的心理,给他们以宗教自由的假象。

6.2011年9月27日,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中美两国基督教会首次联合举办高层次论坛。本次论坛由两会(TSPM\CCC)、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美国葛培理布道会共同举办。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论坛没有一位中国家庭教会的成员参与,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宗教自由的议题被提出。这次论坛称为“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名不副实、毫无代表性。这次论坛的目的就是中共企图渗透、控制美国基督教界。

7.2011年10月17日,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带领“两会”官员在芝加哥市中心的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举办“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自12日到16日在芝加哥展出。这次展出被标榜为“让美国民众认识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实际上此次展出的目的是欺骗美国民众,给他们以中国有基督教自由的假象,并进一步拉拢收买美国基督教界。

这次展出期间,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傅希秋牧师和洪予健牧师,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指出:“这个圣经展览本质很明显,是由中国政府导演组织、中国官方控制的基督教全国两会,来美国向全世界进行欺骗的宣传之旅。这种官方御用的所谓‘教会团体’,完全是党的一个统战工具。我们同时感到对部分的美国福音派领袖、教会领袖,以及像达拉斯神学院这样的神学院充当了中国政府欺骗世界舆论、欺骗国际基督教会界的工具深感不安和不满。我们也按照对基督徒的教导,事先透过写信方式,给葛培理国际布道团、达拉斯神学院、国际福音派联盟,都写了私人信件,敦促他们能改弦易张,改变错误的做法。因为是中国政府出资在美国这里办这个圣经展览,完全是一种不合宜的举动,也是欺骗宣传举动。”

傅希秋牧师谈到中国大陆近年因为印刷和传播圣经而获罪的案例。他说:“因为圣经被抓捕、被关押、被判刑,我想起来的至少有四例。2004年蔡卓华案,也是因为印刷圣经,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洪予健牧师认为:“这个所谓圣经展完全是作假。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圣经在公开场合是被禁止出售的。这完完全全是作假。如果你真的是这么热心,政府这么愿意赞助圣经的话,很简单,在国内只要撤销一个禁令就是了。如果说真的要展览,先在国内展览。”

8.2011年10月20日上午,美国葛培理布道团中国事务副总裁亨利·贺里(Henry Holley)牧师等一行2人访问了两会下属的广东协和神学院。并与本科四年级的同学们分享了有关葛培理布道团的创立及历年来在全球特别是在中国内地的相关事工。

9.中国官方主办的“圣经事工展”从2011年9月到11月先后在美国马里兰州、芝加哥、达拉斯和北夏洛特巡回进行。

10.2012年10月16日,应中国基督教两会邀请,圣经展达拉斯地方委员会成员拜会中国国家宗教局。蒋坚永副局长宴请、外事司郭伟司长会见了美国西北圣经教会执行牧师布兰特·莱特和美国国际研经团契区域负责人尼塔斯·沃纳女士等一行。

10.2013年9月22日,应基督教全国两会邀请,美国葛培理布道会撒玛利亚救援会执行副总裁盖里·伦德斯姆先生一行到国家宗教局访问。外事司肖虹副司长接待了代表团,双方就第二届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事宜交换了意见。

11. 2013年10月15日,蒋坚永副局长会见了来访的世界福音派联盟秘书长杰夫·杜尼克利夫一行。蒋副局长对该组织在2011年中国基督教两会在美举办圣经事工展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以上仅仅是媒体报道了的中共对美国基督教统战事例,也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事实还没有进行披露。“两会”来到美国,以基督教的普世性拉拢收买美国基督教界人士作为其代理人,美化共产主义、美化其宗教政策,掩盖其打压、迫害基督教自由、尤其是家庭教会的事实。显然,中共的基督教统战已经威胁到美国赖以立国的宗教自由价值观,对国家安全也构成事实威胁。为此,我们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基督教界有关人士发出以下呼吁:

一.迫在眉睫的是,美国基督教界有关人士应该立即停止“第二届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筹备事宜,因为此论坛既名不副实,也不是民间交流,而是中共利用基督教进行的特务渗透、统战活动。更加让人愤慨的是,此论坛毫无家庭教会的成员参与,再继续举办此类论坛,就是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侮辱和宗教自由普世价值观的践踏。希望美国政府关注此事,也希望有关的美国基督教机构能悬崖勒马、悔改归正。

二.美国政府应该禁止中国国家宗教局官员、中国两会高层教牧人员前来美国。他们来美国不是民间宗教组织与民间宗教组织的交流,而完全是中共政权机关对美国基督教机构的统战、渗透和转化。中共的两会,对内是迫害中国宗教自由、打压家庭教会的专制机器,对外是进行宗教特务渗透和统战、威胁美国宗教自由的间谍组织;每次来美国的中共宗教人士,很多人是迫害各类信徒、危害宗教自由的罪魁祸首。

三.美国政府应该调查与中共两会等宗教特务组织有密切往来的美国基督教界人士,教会人士、福音机构、神学院,是否有收受中共利益、替共产主义涂脂抹粉、危害美国宗教自由、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美国政府及国会,应该邀请中国家庭教会有关人士,向美国各界揭露中共对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进行基督教统战的真相和家庭教会受迫害、中国宗教不自由的现状。

四.美国基督教界人士,教会牧师、信徒、福音机构、各神学院,应该停止与中共两会的任何交往。出于上帝的公义和爱,美国基督教界应该单单与中国家庭教会联系并提供帮助。

五.美国著名牧师葛培理及其东门国际事工(East Gates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应该停止单单资助中国三自教会(TSPM)印刷圣经的错误作法。因为这一作法,尽管有美好的动机,但如今却是导致中国所有书店买不到圣经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只能在政府的三自教会购买到圣经,也导致众多边远地区信徒买不到圣经、或者买圣经时暴露家庭教会聚会点的情况。东门国际事工最好应该资助除三自会以外的出版社、家庭教会印刷圣经,如果无法资助家庭教会等组织,就应该立即停止单单资助三自会印刷圣经的错误做法。东门国际事工应该敦促中国政府实施对圣经的出版自由,促使中国能像自由国家一样各出版社都能够印刷圣经、各书店都能买到圣经。

记清末民初广州基立村的“上帝之国”

作者:陈曼青                                 转自普世社会科学网

位于广州海珠区的基立村是由西江湾路、南前进路、北仲恺路所围住的一片地方。如今早已是一片繁华,马路纵横交错,高楼大厦比比皆是,住宅、商店、学校星罗密布。但在100多年前,这一带还是荒郊野岭,人迹罕至之地。直到20世纪初,基立地区才开始逐渐热闹起来,而这热闹始于一群基督徒。

缘起:福音救国之理想

19世纪80年代下半叶至20世纪初,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处于内战结束后的经济复苏时期,在殖民主义扩张的背景下,基督教社会福音运动[①]又掀起了新的浪潮。美国华人社会里海外传教的声音日益高涨。从1886年至1905年的20年时间,美国在华新教差会组织迅猛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达到35个。与之前由专门差会派遣传教士来华传福音不同的是,这时平信徒开始加入在华传教活动。一批社会名流、政届领袖和商人自发加入到布道事业中。传教思路也从单纯的拯救个人灵魂到强调建立“基督教化”的社会秩序,以西方的基督教 文化改造中国文化[②]。据刘锦涛弟兄在《锡安话旧》中回忆,初期由于旅美华侨返国,目睹各城市乡村皆设有长老会、公理会、循道会、浸信会、圣公会等会堂在宣传福音,惟独不见有美以美会[③],深感礼拜上帝及传福音的不便。同时,他们也观察到中国当时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众多迷信拜偶像,有似以色列晚期国衰民困。因此,美以美会的华侨信徒认为要挽救中国危亡,救离人民脱离罪恶和愚昧,就要多设基督教会,广播救世福音和培育基督文化,让国人普遍了解和理解民主共和之理念,以彻底改变国人麻木迂腐的心理状态。1890年,众多美以美华侨基督徒在美国旧金山大埠发起了建立华人美以美自理传道总会的倡议,并组织会友多方筹款。经十年努力,而得一些经费,于1901年开始终于可以将理想付诸实践。[④]

建设:戮力克难,共赴使命

在以基督社会化拯救中国的理想推动下,美以美会的华侨信徒于晚清社会改革运动的高潮时期来到广州,开始了他们的逐梦岁月。

1901年,美以美自理传道总会委派余锡生牧师回穗传教。余牧师在今天的海珠路67号油栏门街市一间猪肉店楼上设立了了礼拜堂,开设查经班、福音班、儿童主日学、各种团契、祷告会、读经小组等。1903年,美以美会的华侨信徒出于信徒爱主之心,在今天的基立南街所在地开山辟土,大兴土木,建立基督社区。当时有一位名叫刘月东的美以美华侨从《圣经》《列王记上》17章3-5节上找到“基立”一词。圣经中提到在以色列极其黑暗堕落的年代,上帝让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他的警告。神先把以利亚藏在“峡谷”和“濠沟”之中,然后吩咐乌鸦在约但河东的基立溪旁早晚叼饼和肉供给以利亚。这无疑是一种信心的操练。或许是寄希望借此晓谕自己和同伴们要像以利亚一样在恶劣的环境中经受信心的考验,也要像以利亚一样暂避在偏僻的乡野,学会等候、忍耐并过天天仰望、时时交托主的生活,最终以完成建立在地的“上帝之国”的使命,刘月东等人将这个小小的社区命名为基立村。信徒们按照基督信仰的教导确立了一套社区自治的规则制度,使社区内部风气开明和谐,一切井然有序,与非基督教聚居区形成鲜明对比,吸引了众多其他差会、传道者以及大批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的到来。这些人亦来带来了他们的思想和文化,技术和资本,使得基立社区及周边一带逐渐繁盛。1913年(民国二年),当时广州开辟马路,测量局遂将“基立村”收入广州街市图,并设立了20多条以“基立”为开头的街、巷。

1923年,刘月东、李约翰、梁廷美、蔡培生等人经过艰辛筹款,又在基立村基立西街1号建立起占地750平方米的基立堂用于传福音,成为与广东长老自理会、广东公理传道会(纲纪慎自理会)并列的三大华侨自办教会。1919年(民国八年),美以美金山总会委派知名布道家周荃馨回粤接替因积劳成疾而过世的余锡生牧师继续工作。见人民文化落后,教会后来在基立村建立弘道幼稚园,以及西濠口有群淑高等小学和中山益智高等小学。由于教育有方,学校培养了众多学生而深得社会赞许。

在基立村社区由于所住的大多皆信徒,平时以弟兄姊妹相称,在生活上他们为人真诚而低调,严格要求自己却关爱邻舍,在信仰上宣扬主爱亦追求真理,使得基督徒的言行犹如灯台照亮周围的人群。福音的见证自然而然地在基立村传开,信徒不断增多,且彼此建立起很好的关系。许多知名华侨信徒和外国传教士纷纷差会慕名而来,包括中华基督教会、浸信会、圣公会、循道会,美以美会,播道会,宣道会,崇真会等达20多个教派的教会。各个教会在基立村和谐共存,这也为广州基督教会日后走向合一,实现联合奠定了有利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基立村的传道人和义工开始相对紧缺。播道会[⑤]成员梁贵民牧师于1924年秋到达广州准备开设圣经学院。不过,当时正值工潮学潮、“非基”运动时期,祈祷会、查经会均很少人赴会,教会备受摧残,情形异常恶劣。梁牧师办圣经学院之事也就被暂时搁浅。1925年夏,黄原素,吴子坤,罗啸川三位牧师,鉴于教会衰落的景象都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复兴信徒的灵性,于是连续两年在广州举办培灵研经会,吸引了一批渴慕主道的热心信徒。为培植传道人才,黄原素,吴子坤,罗啸川后又倡议创办圣经夜校。这一提议与梁牧当初要办圣经学院的使命不谋而合,1928年广州圣经夜校对外开放,至1929年学生达到百余人之多。梁牧此时遂有开办圣经学院的决心,于是与吴子坤、罗啸川、郑德音于1932年秋以独立自治团体形式在河南瑞仁大街创办广州圣经学院,并在基立村设立总会。[⑥]

基立村的发展也照应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广东美以美传道会的创办人之一、基立社区建立者之一梁庭美,亦是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最早追随者之一,后来加入同盟会共赴革命事业。1908年,梁庭美归国参与基立社区和美以美传道会的创立和发展,牙科出身的他另设医馆于潮音街(位于广州越秀区长堤大马路)五巷2楼,服务周边人群;当时住在潮音街的会友还有黄洪基、余治平医生一家等人。黄洪基是广州电版业的创始人之一,自设一小印刷厂,他从美国带回来的照镜式踏动印刷机有三四台。这些外国设备在当时皆可算是非常先进的;余锡生牧师逝世后曾代理过美以美会会务一段时间的李约翰牧师是教会中的社会活动家,约于1925年之间,与美国归侨廖华燊兄弟和一位教育家邝炳光先生合作开办了天南电影制片公司于旧仓巷,拍过几套电影,如“名教罪人”、“孤儿救祖记”等,是广州较早从事电影业的制片人士。可以说,当时基立一带的基督徒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在以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影响着社会。

尾声:基立村的消失及其意义

大时代下的小圈子是难以遗世独立的。1937年日军侵华,基立村居民在战火中四处散落。解放后,一部分基督徒曾返回基立村短暂生活停留,值文革期间多数去往香港和国外,此后音信难闻。基督信徒盖建的教堂、学校、医院、住房等建筑也逐渐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改为他用或一栋一栋的消失。基督徒们的救国理想连同基立村的基督教背景一起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只有基督徒当年亲手栽下的大榕树历经岁月的洗礼,业已绿荫如盖,成为历史的见证,见证着他们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上真实留存的一页。

在这里,他们将圣经作为指导思想建立了广州第一个基督徒社区,可谓广州地区基督徒社区化实践之首创。

在这里,他们以独立自主的理念为引导,创办了中国自立教会,追求建立“在地如在天”的美好社会理想。

在这里,他们以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为广州社会的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福音”。




注释:

[①]宗教改革后,社会化是基督教的一大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韦伯的解释,所有新教教派都有一个“核心教理”,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基督徒的天职。随着近代地理大发现及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这种理论具备了空前的应用空间和条件。18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兴起社会福音运动,基督徒开始积极致力于将福音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以基督伦理原则改造社会,建立在地的“上帝之国”的使命中。

[②]参考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33页

[③]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是1844年-1939年在美国北方的卫理公会所使用的宗派名称。源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JWRoqDqi1T3cESe_KPF5jNX1_FTmzFUur9OeSw9RrF1vWaigZP0lCiL2i4PjwMKP

[④]参考《广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广州市基督教两会文史组编印 1986年2月

[⑤]中国基督教播道会(原称美瑞丹会)播道会系由瑞典、丹麦侨民组成,1887年(一说是1888年)由归国华侨萧雨滋牧师等人开办。

[⑥]参考《广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广州市基督教两会文史组编印 1986年2月 第6页

安全与统战——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双重解读

作者:徐以骅、刘骞                转自 《世界宗教研究》


我国是拥有多元宗教信仰和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建国60多年以来,我国的宗教政策经历了风风雨雨,有过不少经验和教训。新中国成立后,“无神论”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1]随着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中国宗教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态势,使我国的宗教生活出现了“大起大落”的变化格局。[2]尽管我国宗教政策根据宗教的发展趋势作出了种种相应的甚至是重大的调整,但其实质仍然坚持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原则立场和基本路线,呈现出特有的规律性变化。


对于我国的宗教政策,国内外有种种不同的解读。本文选择统战和安全的双重视角,试图揭示建国以来我国宗教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并为我国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某种理论思路。


一、我国宗教政策两条主线的形成


宗教一直在我国的国家安全考量中占据重要地位,或者说长期以来被安全化。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由于与西方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和其他“封建反动势力”在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和人事关系上的密切联系,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国际安全形势的恶化,未经改造的各种宗教势力基本上均被视为异己力量。不仅如此,建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把宗教置于落后甚至对立的地位,这也强化了宗教问题安全化的认知和实践。解放初期,教会主权归属问题在基督教和天主教方面尤为突出。[3]教权问题说到底就是主权问题,解决教权归属问题自然成为新政权的一项主要安全考量。


长期以来,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被誉为党的“三大法宝”,其中,党的建设是对内(体制内)方针,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对外(体制外)战略。与武装斗争强调“硬实力”不同,统一战线更多体现的是党的“软实力”。中国共产党在其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团结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为各个阶段的革命事业服务,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中的“统战传统”或“统战主线”,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确认了党的宗教政策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明确将宗教界人士定性为新中国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以“统战”方式确立了宗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应有的合法地位。[4]


20世纪50年代初,在各宗教内开展了表现形式不一的“宗教控诉”、“宗教革新”、“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等政治性运动后,执政党以尊重宗教信仰、团结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线的宗教政策得以确立,并且在此后的长期实践中得到加强和完善。然而,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取缔和镇压反动会道门、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防止外来宗教势力渗透、打击三股势力(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以及四个维护(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5]等斗争实践和政策目标,构成了执政党宗教政策的另一条主线,而防止外来宗教渗透、打击三股势力和“四个维护”业已成为近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在宗教安全领域的基本方针。[6]上述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两条主线(即统战主线和安全主线)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成为解读党和政府宗教政策缺一不可的两大路径。[7]


与上述宗教政策相对应的,就是长期以来国内政学两界关于我国宗教政策的论述。与安全主线和统战主线相对应,宗教政策(对策)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鸦片论”、“迷信论”、“稳定论”以及“反渗透论”等“宗教安全”主张,尤其在处理具有西方背景的基督宗教方面。“反宗教渗透”至今仍为讨论宗教问题的基调之一,围绕宗教渗透的种种关于宗教与国家安全的论述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渗透学”,[8]取代了“鸦片论”等主张而成为国家宗教政策领域的标准话语。在另一方面,“协调论”、“适应论”以及“和谐论”等“宗教统战”主张也相继提出,反映在先后出台的政府有关宗教政策和重要文献中。这些“宗教统战”的主张,是党的统战政策在宗教领域的运用,即把爱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作为“最低公分母”或“最低纲领”,在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的前提下,来争取和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把无神论者与信仰有神论的教会和信众紧密连接在一起,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等国家的基本利益而共同奋斗。[9]


二、中国宗教政策“两条主线”的互动及其演变


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任何国家制定其政策的首要关切,维护包括宗教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是我国统筹一切工作的准绳。[10]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包括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服务,则是我党进行各项工作的基本和一贯的立场,尤其为当前我国国家建设的既定战略目标。显然,宗教安全和宗教统战是党和政府宗教政策和工作的两项主要考量。对任何国家而言,再没有什么比主权安全更重要的事了,并且再也没有比经济繁荣和社会昌盛更关键的治理目标了。宗教安全与宗教统战路径虽异,但目标相同。不过,在建国60多年的历程中,宗教安全与宗教统战工作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被处理得十分顺畅和平衡的。在国内外政治大环境影响下,两条路线的发展此消彼长,不同历史阶段的宗教政策也因此呈现出种种差异,甚至是重大的差异,对中国的宗教发展产生了显著不同的影响。


(一)宗教安全线和统战线的形成期(1949-1957)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反动势力仍十分猖獗,它们借用宗教名义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时有发生,许多国内信徒对新中国政权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新中国对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决定了我国处理宗教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苏联模式”。通过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宗教民主改革收回教权和自办教会是当时我国宗教领域的主要问题。因此,建国初期的国情决定了宗教政策制定的国家安全语境,或者说这一时期我国宗教政策的“安全主线”是由当时内忧外患的现实所造成的。同时,如何以执政党的身份建设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还是一个全新课题。我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没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收拾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经济和社会全面崩溃的“烂摊子”。因此,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繁重艰巨的建设任务,要求党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所面临的困难,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共同奋斗。[11]从宗教界来看,宗教上层人士不仅在教内有号召力,而且在社会上也颇具影响力,并且其中绝大多数有强烈爱国情怀,与全体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1953年中国共产党在《关于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指出了宗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等“五性”特征,承认宗教将在社会主义中长期存在的现实,基于此共产党人不能把“消灭宗教”作为实际工作任务。因此,在保障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的前提下,将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纳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这一时期党的宗教政策的主要任务。[12]新政协在《共同纲领》中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政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13]这就消除了教会和教徒对新政权的疑虑,为把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徒团结到建国初期“医治战争创伤、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中心战略上来奠定了基础。


可见,建国初期党的宗教政策的“统战主线”与“安全主线”一样,也是由当时的具体国情所造成的。这一时期中国宗教政策中形成了并行不悖且相互映衬的安全和统战两条主线或基轴。由于全国解放初期的特殊原因,该时期宗教工作基本上是以安全为主、统战为辅,但两条路线之间的互动较为舒缓和顺畅。


(二)宗教安全线与统战线的失衡期(1957-1976)


在这一时期,党的宗教政策受到左倾思想和反右扩大化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出现了严重偏差,宗教问题被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并被提升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甚至直接把削弱和放弃宗教信仰作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手段。宗教政策和工作从以安全为主、统战为辅转变为取消统战乃至全盘“安全化”,致使我国的宗教活动受到重大破坏,宗教工作也陷入停顿状态。1957年“反右”以后,破除迷信和宗教界“大跃进”思想开始出现,“消灭宗教”成为流行口号。1962年召开的全国第七次宗教工作会议对当时的宗教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认为宗教仍然是剥削阶级利用的工具,因此要用阶级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还专门针对中国宗教形势提出了五项指导方针,认为宗教从五个方面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这五方面可概括为宗教鸦片论、宗教反社会主义论、宗教迷信论、宗教反动论和宗教残余论。1964年,主管宗教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及主要负责人李维汉被认为“向资产阶级投降”以及“维护宗教势力,攻击党对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而被点名批评和批判。1966年“文革”开始后,党内极“左”路线发展到巅峰,致使我国宗教事业遭受空前浩劫,大批教职人员和信徒遭到迫害,正常宗教活动基本上被迫停止,或转入地下。[14]在这一时期,宗教活动或被视为封建迷信,或被看作反党反政府反革命行为,宗教问题被“全盘或极端安全化”,严重损害了我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则,“宗教统战”路线则几乎完全停止。


(三)宗教安全线和统战线的调整期(1976-1989)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宗教政策的“安全线”呈现出相对淡化趋势,而“统战线”的加强也显得相当突出。


1979年6月,邓小平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可说是揭开我国宗教政策调整的序幕。此后,中共中央在1982年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号文件),该文件否定了“宗教鸦片论”的观点,强调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指出宗教信仰与政治立场不属于一个范畴,宗教工作的着眼点应由用马克思主义来削弱、战胜和取代宗教信仰转变为相互尊重彼此的信仰。与此同时,该文件再次围绕“五性论”从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我国宗教政策的基本立场,指出正是由于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的客观存在,我国的宗教政策才必须坚持统一战线原则。该文件指出,现阶段的中国,由于宗教状况比起建国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如果片面强调这种差异,甚至把它提到首要地位,歧视和打击信教群众,而忽视和抹煞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忘掉了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体人民(包括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那就只能增加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而且刺激和加剧宗教狂热,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恶果。”[15]因此把信教群众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6]该文件也指出了宗教问题对于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在国内层面,宗教狂热行为和非法开展的宗教活动与社会主义利益相违背;而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外国敌对势力频繁借用宗教名义从事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严重危害着中国国家安全。[17]但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已由“政治安全至上”转变为“政治安全与经济建设并重”,宗教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以及宗教安全因素的淡化和宗教统战因素的强化,使中国宗教政策的“安全线”与“统战线”出现了相对平衡的状态。


(四)宗教安全和统战线的转型期(1989年以来)


冷战的结束不仅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也导致许多被政治和军事对抗所掩盖并积累下来的宗教矛盾有了彻底释放的机会,而前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亦为宗教发力提供了“便利”空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是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向全世界展示由其所定义的“人权”和“民主”的所谓“优越性”。[18]在这一阶段初期,中国受到严重政治风波的冲击。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时间成为西方国家“西化”和“分化”的重点目标。在此背景下,我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前苏联解体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及其宗教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必须引起重视,宗教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安定团结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宗教渗透论在我国宗教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我国宗教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得到境外敌对势力支持的“三股势力”、外部势力直接插手中国宗教事务以及国内非法宗教活动等。


面对宗教领域的这些新问题和新变化,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宗教工作领域的统战主线,并提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两项任务。199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第6号文件),提出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充分发挥宗教团体的作用,健全宗教工作机构,加强宗教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等意见。[19]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20]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04年国务院颁布《宗教事务条例》,地方性宗教法规和政府规章也有较大的发展,宗教工作逐步走上了依靠政策和依靠法规的“双重轨道”。[21]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五大关系,而宗教关系正是统一战线的“五大关系”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认识宗教问题的“三性”(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和宗教工作“四句话”的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将宗教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紧密结合起来。[22]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3]上述文件和讲话均强调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在信仰上各异,但在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利益、从事社会服务事业和宣扬社会公义伦理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在重视宗教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更强调宗教的社会属性,从而为宗教的社会适应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在“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动摇”的指导思想之下,虽然宗教渗透和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仍被列入国家安全议程,但中国宗教政策的“安全线”继续相对淡化,并且随着宗教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的宗教管理工作不仅出现宗教政策以统战为主、安全为辅的趋势,而且出现“宗教政策”与“宗教法规”齐头并进的局面,在“政策线”发生重大调整的同时,“法规线”建设也有重大进展。“政策线”与“法规线”的联动成为转型期我国宗教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我国宗教政策“两条线”的基本趋势


回顾建国60多年来我国宗教政策的发展轨迹,我们似可归纳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党和政府宗教政策的安全线和统战线需要保持一定的动态平衡。建国60年多来我国宗教政策安全主线与统战主线的互动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为:安全为主、统战为辅;安全至上、统战消亡;安全与统战相对平衡以及统战为主、安全为辅。事实证明,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作出调整以保持安全和统战两条线的相对平衡是制定合理和有效的宗教政策的关键。无论是安全至上和统战至上、特别是安全至上,都不利于宗教工作的开展,甚至会给宗教及其宗教工作带来极大损害(60年来统战线和安全线的消长可参见下图)。






图表说明:


(1)X轴与Y轴分别代表我国宗教政策中的“统战线”与“安全线”。


(2)OC虚线代表“统战线”与“安全线”互动趋于平衡的状态。


(3)我国宗教政策的形成期,宗教安全线与统战线在A点开始发生互动,呈现“两线互动平衡”向“安全为主、统战为辅”的变化,即图表所示“曲线AB”的走向。


(4)曲线CB走向表示我国宗教政策进入失衡期,由于“安全至上、统战消亡”,该时期宗教政策落在图表上的B点。


(5)此后我国宗教政策进入调整期。该时期实现了宗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同时,安全线的某些内容虽然十分显著(如防止渗透),但安全线还是呈现相对“淡化”的情形。统战线上升而安全线消退,呈现出曲线BC回归平衡线(即OC虚线)的运动。


(6)在我国宗教政策的转型期中,由于宗教政策以“统战为主、安全为辅”的特点,在“统战线”继续上升的同时“安全线”加速下降,故该时期对应图表曲线CD的运动走向。由于来自宗教的安全挑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消失,因此曲线CD无法达到D点,即“统战至上”。


(7)如果在新时期宗教领域安全形势恶化导致安全线的加强,就有可能出现曲线DA(虚线)的走向,从而形成我国宗教政策“安全线”和“统战线”消长的“蝙蝠形”图案。


(8)“安全线”和“统战线”如在“蝙蝠躯干”即虚线OC两翼调整,也就是在“蝙蝠形”图案的阴影部分调整,这可以表示我国宗教政策处于相对平稳的区间,而且这应是我国宗教政策的常态;两线的调整如超出阴影部分而进入空白部分,则表示我国宗教政策可能处于失衡的状况,就像上述第二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出现的“安全至上、统战消亡”的状况。


其次,在过去6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我国宗教政策的安全还是统战主线的内涵和外延都一直在发展和变化。如安全主线就经历了从鸦片论——渗透论——保障人民宗教权利的宗教安全观上的转变;而统战线则经历了从管理协调——引导适应——和谐共存、从争取宗教上层人士到团结全体信众、从“团结、教育、改造”到“培养、教育、引导”,以及从促进国内建设到推动祖国统一等的发展。因此,在我国,宗教安全和统战虽然是历史性理念,但是这两项工作一直都在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实际上安全和统战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制订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安全和统战的考量,尽管可能使用不同的名称。当然,就特殊性而言,统战工作在我国是一项具有战略性和目的性的国策,而在他国类似的做法可能只是策略性和工具性手段。


再次,从长期来看,安全线的相对淡化和统战线的相对加强是我国宗教工作的发展趋势。解放初期教权归属问题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安全利益的多元化,以及近年来法制因素的介入和以法治教方针的提出,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舒缓了国家在宗教领域所受到的安全压力,同时为统战线的相对强化提供了政治和法制基础。实际上加强“统战线”以及健全“法规线”是释放宗教领域安全压力的最佳途径之一。尽管目前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以及其他宗教敌对势力仍对我国构成突发性和经常性的安全挑战,但难以扭转我国宗教安全即“我国国家内部信仰主体和格局有利于维持国家的安定团结,外部势力在宗教领域对我国的国家主权、政治制度、社会现状等核心利益不构成严重威胁”[24]的大局。


最后,宗教工作的安全线和统战线的共同目标均为服务我国包括维护宗教自由在内的国家利益。在处理宗教安全和其他安全问题时,安全化通常指的是超常规的全面动员。安全化(尤其在我国)有不少好处,它可使政府集中国力来推进某一事业或应对“生存性威胁”,可迅速强化社会整合和认同,并且获得合法处理某些事务的全权。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安全也不是越多越好,安全的泛化通常会导致不必要地占用大量社会资源,稀释、模糊乃至偏离国家的既定战略目标,最后使得安全化失去效果和意义。不过,如对宗教对我国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视而不见,这同样不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25]因此,以当前我国的国家利益为准则,我们在宗教领域似可采纳某种有限(选择性)安全化的对策,对宗教问题实行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并举、安全与统战并举,以及保持安全线与统战线、政策线与法制线相对平衡的政策,将一般社会安全问题与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加以区隔,按程度和性质就事论事地看待宗教问题,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宗教的作用,使一般宗教问题公共政策化并与安全问题脱钩,充分调动宗教工作的统战主线,使宗教政策更充分地反映我国“强国弱宗教”的社会现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以及我国社会和谐、承担国际责任并且与国际社会协调的大国气象。(作者简介:徐以骅,1955年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骞,1981年生,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注释:


[1]叶小文:《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2]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页。


[3]周恩来:《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22页。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1-13页。


[5]《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757-758页。


[6]江泽民著:《江泽民文选》(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0-391页。


[7]徐以骅:《当代中国宗教和国家安全》,晏可佳主编:《辉煌六十年——中国宗教与宗教工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0-168页。


[8]此类“反宗教渗透”的著述不胜枚举,可查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境外宗教渗透被描述为“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的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和宣传。主要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作为渗透的工具,打着宗教旗号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二是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展教徒。……渗透的实质是要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我国统一的事业,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参见张夏:《新时期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几点思考》,《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第4期,第48页。任杰:《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1-320页。


[9]江泽民著:《江泽民文选》(第三册),第396页。


[10]徐以骅、章远:《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10页。


[11]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173-189页。


[12]江平:《民族宗教问题论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385页。


[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2、12页。


[14]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7-59页。


[15]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59-60页。


[16]同上,第60-61页。


[17]同上,第60、70页。


[18]徐以骅:《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1期,第62页。


[1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214页。


[20]《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3日,第1版。


[21]在我国上述四个时期的宗教政策中一直就有“依法治教”和宗教工作法制化的思路,但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第一次明确以正式法律法规的形式将中国宗教事务纳入中国的法律体系。有研究者认为该条例“是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宪法原则的具体化,是几十年来宗教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见前引任杰著《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第176页。


[22]胡锦涛:《不断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论坛》2006年第9期,第5-6页。参见叶小文:《改革开放30年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创新》,《中国宗教》2009年第1期,第28页。


[2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32页。


[24]前引徐以骅、章远:《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第111页。


[25]“安全化”是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与奥利·维夫(Ole Waever)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最先使用的话语,旨在解释某些公共性问题上升到需要依靠超常规政治手段加以处理的状况。笔者曾撰文将“安全化”理论应用于宗教领域,并探讨了宗教问题安全化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认为宗教问题的“泛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均不利于我国宗教安全,只有依照具体情况,采用“选择性安全化”的有限安全化战略才更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宗教安全。参见徐以骅、刘骞:《宗教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08-221页。

浙江:温岭杀医案惹全城医护人员罢工,守尸讨说法对抗特警抢尸

对华援助协会  通讯员 2013年10月29日

10月25日,浙江省温岭市一名病患在该市第一人民医院持刀连捅三名医生,致一死两伤。10月27日晚院方擅自将死亡医生王云杰的遗体送往殡仪馆,遭死者 家属及医务人员阻拦,当局出动大批特警抢尸。10月28日,众多医务人员罢工抗议,要求官方公开悼念死者,保障医务人员安全。

10月25日08:27左右,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3名医生在门诊时被1名病患人员袭击,医生王云杰不幸身故。据悉,该名病患男子与医院的医疗纠纷未得到解决,官方报告中称该男子有精神问题。

据说,因为要评选“平安温岭”,当地政府要求院方息事宁人。10月27日晚,温岭第一人民医院欲擅自将死亡医生王云杰的遗体送往殡仪馆,遭死者家属及医务 人员阻拦。当局出动大批特警抢尸。10月28日一早,众多医务人员罢工抗议,要求官方公开悼念死者,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大批特警到现场维稳。



河南:安阳大批基督徒在市政府门前聚集抗议教会地产被侵占

对华援助协会  通讯员 2013年10月29日

2013年10月28日,河南省安阳市,大批基督徒在市政府门前聚集,抗议教会地产被侵占。基督徒们手持印有十字架标记的图片,秩序井然地在市政府前广场道路上站成一排,表达诉求。

据说,此次抗议事件,是由一起地产纠纷引起:安阳市教会租用了安阳地区医院的土地建盖了教堂,近期由于土地紧张,安阳医院想收回土地,从而引发了纠纷。而安阳地区医院建国前原为教会医院,建国后被政府侵占一直未有归还。此次纠纷爆发前,据说中央曾下达文件,确定安阳地区医院所属地产为教会所有。





江西:非法强征林地 村民爆发冲突

对华援助协会  通讯员 2013年12月30

2013年10月28日,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邓家乡杨家村,因为征地纠纷,当地村民和政府征地人员发生冲突,村民为抗议强征土地进行游行示威,警方出动警力到现场维稳,现场道路交通一时中断。

事件起因是当地政府看中杨家村一块邻近公路的林地,又没有合法征地手续,在向村民提出一两万一亩的低价收购条件被拒绝后,当地政府开始非法强征。

10月18日,当地县乡两级政府就曾组织大批人力和机械,到杨家村征地现场进行强征。政府征地人员强行砍伐推平林地里的林木,并对拦阻强征的老弱村民进行殴打。 10月28日,双发为征地纠纷再次发生冲突,导致村民聚集游行示威。






















杭州:西湖畔维权人士聚集 唱国际一唱就被警方带走



对华援助协会 通讯员 2013年10月29日

2013年10月27日下午,杭州市各区的维权人士再次聚集到西湖断桥上同唱《国际歌》,警方闻讯赶到现场,其中维权人士朱彩花被警方带走。这些维权人士多因房产与土地被政府强拆强占而走上维权之路,大都经历过拘留、殴打和非法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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