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何去何从?——《真正的复兴》书评



12/31/2013

吕沛渊

默里是当代福音信仰的历史学者,特别是对现代与后现代教会史(主后17至21世纪)福音派运动有深入的研究,其一系列的历史与传记著作,都是深入浅出地分析时代背景与前因后果的精彩杰作。例如:《清教徒的盼望》《爱德华滋新传》《真正的复兴》《被遗忘的司布真》《宾克生平》《钟马田传》《分裂的福音派》等,颇受教会历史学者的重视。

《真正的复兴》英文原著名为Revival and Revivalism: The Making and Marring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1750-1858,又译为《“复兴”与“奋兴主义”:美洲福音派的成败,1750-1858年》,本书共有480页,真理旌旗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书名显示:默里检视了美洲18-19世纪的复兴(布道与培灵)运动,深入分析19世纪的奋兴主义对今日的福音派的深远影响。中国教会的复兴之路,何去何从? 必须从教会历史学习宝贵的功课、扎心的鉴戒!

十八世纪的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

美洲的第一次大觉醒,约自1726年在荷兰移民中的改革宗教会开始,蔓延至长老宗与公理宗的教会,发生一连串的属灵大复兴。此运动到了1735-1743年间,在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达到最高峰:先由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点燃复兴之火,接着由来自英国的布道家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在东海岸各地旅行,野外布道,听众数以万计,所到之处带来教会空前的复兴。他们的讲道信息是根据圣经,强调神的圣洁荣耀,人的罪恶败坏,审判的恐怖刑罚,唯有圣灵的重生释放才能带来拯救。

复兴之火在各处燃烧,大批信徒的生命改变。虽然有些人的经历是肤浅的,但是大多数信徒经历圣灵的大能。怀特菲尔德与爱德华滋都是改革宗信仰的布道家,高举神的主权恩典,强调真实的复兴是神的主权旨意成就他的大能作为,完全来自神,人为方法不能造成复兴。布道家与教会牧者只是忠心遵从圣经,使用正常的施恩媒介(圣道传讲与圣礼施行),是神的主权赐下超自然的复兴。所以,众所周知十八世纪的大复兴是真实的,影响深远——唤醒了牧师,复兴了教会,带起宣教的热诚,各宗派团结合作,凝聚社会民心,影响后来美洲独立建国的发展。

默里此书是从大复兴之后1750年代写起,那些在1735-1743年间经历复兴的牧者,例如戴维斯(Samuel Davis)等人,他们与怀特菲尔德与爱德华滋具有一样的复兴信念,他们从南到北(从弗吉尼亚州到新英格兰)传讲同样的信息。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复兴运动余波荡漾,各地皆经历小规模的复兴。此书在第1-4章仔细描述在1750-1800年间各地发生的情形。然而,在这些年间(1776年独立建国前后),社会国家的发展产生巨大改变,属灵敬虔的风气减弱,追逐政治工商的发展。

人们忙于建设新美国,虽然参加教会聚会人数不少,但是委身教会的人数减少。由于人口繁殖迅速,到1800年时全美国人口只有5%加入教会会员。自由贸易制度日益强盛,宗派主义多元发展且互相容忍,信徒志愿参与事奉的义工主义崛起,牧者必须仰赖信徒大力支持。个人主义奋斗精神充斥社会,人本思想入侵教会,教会世俗化的风气方兴未艾。

十九世纪的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约在1800年,美洲经历了所谓“第二次大觉醒”。默里此书的重点在于指明十九世纪的大觉醒,与十八世纪的大觉醒是截然不同的。他以“奋兴主义”(Revivalism)来描述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现象。虽然其中有真实的复兴发生,但是从主要领袖芬尼(Charles Finney)的奋兴信念与带领方法来看,此奋兴运动是偏离了第一次大觉醒的古道正道。不但如此,从二十世纪至今日,福音派的奋兴运动主要是承袭了芬尼的信念:复兴是可以人为制造的,只要方法用对,复兴随时可来。芬尼的“新措施”(New Measure)成为今日布道家在布道会中使用的流行方法。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在1820-1830年间,完成了两大典范转移:教义信仰变质,布道方法创新。爱德华滋的门生在新英格兰修改了他的神学思想,他们被称为“新神学家(New Divinity Men)”,其中一些领袖是纽黑文(New Haven)耶鲁神学教授,所以被称为纽黑文神学派。他们废除原罪教义,认为人没有承袭在亚当里的罪性,犯罪是道德上的个别选择,所以悔改归正也是道德上的选择。他们也否认亚当的原罪归算在后裔身上,也不相信基督的赎罪是代替我们受死,偿清罪债。所以,他们认为复兴并非神的主权旨意的大能作为,乃是布道家采用人本有效方法传讲道理,听众用自己的理智作出道德抉择决志信主。这种人本思想与方法挂帅的奋兴路线,成为十九世纪的复兴主义,崇尚道德重整与社会改革。这与十八世纪的真实复兴,实在是南辕北辙。

默里在书中第5-12章记述了从东北的新英格兰,到向西拓展的肯塔基州与田纳西州,分析这些复兴运动的转变。芬尼是律师出身,颇具口才的布道家,自1831年他传讲名为“罪人要改变自己的心”信息后,已经成为颇负盛名、具争议性的奋兴家。芬尼开展其“新措施”的崭新布道方法: 密集超过一周以上的每晚聚会,忧伤者在前排的特别座位(Anxious Bench),召人到台前来祷告,鼓励人们上台作见证,高压式连串呼召,讲员直接提名为人祷告。这些密集高压的做法,是根据纽黑文神学,认为罪人没有全然堕落的罪性,他们自己有能力改变自己,只要警告他们罪的刑罚何等严重,催促其立刻作出道德选择。芬尼认为关键就在于用什么方法来打动人心。

此种利用群众心理、善用大型密集聚会、制造高压气氛、鼓动人本决志的布道方法,是上一世纪大复兴运动所没有的。这是新神学带来的新方法,造成当时教会中的新学派(New School),遭到以普林斯顿神学院为首的旧派(Old School)的反对。这些信仰保守、灵命敬虔的牧者学者,坚持真正的复兴,是像第一次大觉醒那样,不是芬尼领导的奋兴运动,不是如此追求以人为本的神学与方法。默里称此奋兴运动为奋兴主义(Revivalism),并非真实的复兴(Revival)。

对二十世纪的深远影响

芬尼的奋兴运动,因着对人性乐观的看法,承接了卫斯理(John Wesley)的完全成圣主义思想,强调人在今生可以达到完全成圣的地步。他的奋兴运动也助长了循道宗(Methodism),发展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圣洁运动的靠自己努力追求圣洁的经历,到了二十世纪初转化成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强调人要自己追求五旬节的经历。从此开启了灵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的发展直到如今,这都是来自芬尼采用的新神学与新措施。

二十世纪的大型布道会运动,以葛培理(Billy Graham)为首,将芬尼的新方法发扬光大。葛培理布道的方式,强烈呼召人举手决志、走到台前来的做法,完全是师承芬尼的奋兴主义。虽然芬尼与葛培理的布道方法是“新措施”,然而其所依据的“新神学”却一点也不新。教会史家早就根据芬尼后来出版的著作《系统神学》,指出芬尼的神学错谬:他不相信“称义”是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他更不认为基督十架的“赎罪”是代替性的,对他而言“重生”是道德上的选择,并非生命本质改变。这些说法是不折不扣的伯拉纠派(Pelagianism),伯拉纠主义者在431年以弗所大公会议被定为异端。但是因为芬尼的布道新方法获得外表的轰动成功,却被二十世纪福音派人士捧为英雄。

葛培理是乐意与天主教合作的亚米念派(Arminianism),而亚米念派是半伯拉纠主义者(Semi-Pelagianism)。葛培理在后来公开宣称: 其他宗教里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也有得救上天堂的。葛培理的神学竟然下滑到离“普救论”不远,真是令人嘘唏扼腕! 今日在布道方法上求新求变、却不注重布道信息内容的人,应当以芬尼与葛培理为鉴戒。默里在本书中也指出布道家在布道大会中普遍使用呼召的做法,他在另一本书《呼召人决志的做法》(Invitation System)中,仔细批判了此做法的缺失。

结论: 何去何从?

区分第一次大觉醒与第二次大觉醒之间的不同,并指出复兴与奋兴主义的截然不同,Murray并非第一人,教会史家学者都是如此看法;但是如此深入考察当代文献(书籍、教会记录、日记、信件),列出引据出处,并且广泛地报告各宗派中的发展,旁征博引信而有征, Murray的著作则的确是凤毛麟角,难怪此书已经成为研究复兴史的经典之作。

默里在书中第14章“旧派与新派,过去与未来”(旧派是指坚持第一次大觉醒的复兴观,新派是指奋兴主义者)写出精彩的结论,摘录如下:

第一,他们(旧派)认为呼召人公开回应的做法混淆了内在的属灵改变与外在的行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传道人将“走到前面”与“成为基督徒”这两件事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前者已成为后者的象征。他们给听众留下的印象是:公开的回应非常重要,因为救恩就取决于这个决定。

第二,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的后果。有些人虽然走到前面来,却并没有经历得救的改变,这样的人或者回到世界当中,认定“基督教其实只是虚空一场”,或者接下来参加教会,以为自己已经满足了所有的要求。用塞缪尔•米勒的话说,设立“忧伤者之座”的做法“助长了肤浅、无知的认信”。

第三,那些支持这一做法的人宣称,“一个罪人若不能谦卑地迈出这一步,他就不够谦卑,不能得救”。旧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那些走到前面的人未必是因为受到圣灵的感动。最有可能立刻作出回应的,是那些生性“放肆、冲动、鲁莽或自信”的人。人要做出身体上的反应,并不需要属灵的能力。

第四,旧派的人认为,许多作出回应走到前面来的人其实并未得救。新派也承认这一点。那些曾经公开认信却并未得救的人并没有保持以前的境况,他们极有可能变得更加冷漠。此外,他们的失败也损害了福音在世人眼中的印象。另一方面,那些得救的人也不是在公开认信的时候信主的。上帝在他们心中做工,使他们的心变得柔软,在得知自己有义务走到前面时,他们作出了回应。无论听到了些什么,他们之所以得救,并不是因为那一刻的举动,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和福音的真理。因此,对他们而言,那些不符合圣经的措施并没有发挥效用。倘若这些措施未被采用,许多危害本可以被避免。

第五,新式的传福音方式不仅把重生与悔改归信混淆了,也让人误解了圣经中关于得救确据的教导……如果承认公开回应与悔改归信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整个体系都会受到威胁,倡导新式传福音方法的人所宣称的“大批人已经悔改归信”的结果也就不足为信了。

默里直接指明: 真实复兴的本质是神的绝对主权,仰望等候神的时候,人不能预备与制造复兴。我们所能做的,是警醒祷告,遵照圣经传讲救恩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讲主的话。对照之下,奋兴运动则没有任何奥秘可言:群众大会的精心安排,制造心理上的压力,让人产生期待的祷告,对结果的预测,奋兴家发挥到极致的个人魅力,以及积极的邀请等,这些就是他们取得现象成功的秘诀。从复兴的本质来看现象,这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主流,旧派的坚持;追求现象的成功,忽略复兴的本质,则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新派的诉求。

中国教会来到历史的关键时刻,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盲目跟随现代灵恩运动与布道运动,闻歌起舞,与新神学、新措施、新路线共舞? 还是悔改归正,归回改教信仰、第一次大觉醒的复兴之路,归回圣经?

“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耶6:16)

默里此书《真正的复兴》是所有关心中国教会前途、企盼真正复兴来到者,访问古道的必读之书。




《真正的复兴》,作者:伊恩•默里(Iain Murray),2012年11月在大陆出版发行。




《教会》2012年11月总第38期(https://www.churchchin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