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圣经诠释史裡，出埃及记确实曾被提出来作为「受压迫者解放得自由」的主题讨论，例如，加尔文就曾在他的圣经释义裡触及此一议题。然而，出埃及记却是在20世纪的神学运动裡大放异彩，成为一个诠释圣经的「钥匙」和「建构原则」，特别是藉助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和全球的妇女神学运动开启了基督教团体的新眼光和视野。本文从当代的旧约圣经研究出发，接着引入解放神学和妇女神学的讨论，最后再回到台湾实况做些许关联性的反思。

当代圣经学者对出埃及记的诠释

在本段中，让我借用我的同事曾宗盛教授的《旧约导论讲义》来强调几个重点，先谈属于五经的出埃及记的写作目的，再谈它的主旨：

首先，就五经的写作目的而言，摩西五经在犹太教被称为妥拉（Tora），这一词意思为「指引」，也就是「给予引导的教导」。基督教学者将妥拉译为「律法」，可能会造成一种误解，以为五经是一部记载各种法律条文的书。事实上，妥拉主要的特色不是法律条文，而是生活的教导与指引。

其次，圣经学者B. S. Childs及N. Gottwald认为，五经最终的正典形式是一个具有「解释目的」的行动。也就是说，五经是不同的文字传统经历一段漫长的形塑过程而汇集的结果。五经成为犹太宗教团体实践信仰生活的依归与准则，并且根据五经来建构他们的真实世界。五经是複杂的传统形成过程的结果，也是透过主导的目的所形塑过程，完成具有规范性的基础，给予犹太教及基督教团体信仰与实践的准则。

第三，妥拉是一种规范性的生活准则，做为支持与维护以色列人团体，过着感恩与顺服的生活。这个团体不论是在亚述、巴比伦或波斯帝国的统治期间，为了维持独特的生活特色，他们必须一方面抵抗外来强大的主流文化与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形塑与维护团体的身分与认同。犹大人团体必须在这内外的压力与张力之下继续生存。他们可能因为融入主流文化，而获得经济的成功，却因此失去了自己文化的身分与认同。而妥拉是上帝赏赐给一个信仰团体的策略，通过它这信仰团体可以度过重重的危机，获得生存。

第四，经历被掳经验的以色列人，如何将他们的信仰体验传承给下一代？这是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团体需要面对的处境。如何将信仰传承给后代子孙是相当急迫的事，却也是困难的挑战。面对主流文化的吸引力与压力，年轻一代的人很容易被吸引，融入主流的文化，而丧失自己原来的独特性。在此，妥拉的信息特别针对年轻的一代，邀请他们接受及传承他们独特的身分与认同（参阅出埃及记12～13章，特别是12章26～27节；13章8～9节；13章14～15节）。

第五，出埃及记的主旨，在于记载以色列民族诞生的故事（1～15章）。故事的开始叙述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受苦，后来上帝呼召摩西，奇妙地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经过大海，得到新生，达到故事的高潮（14～15章）。然后以色列人进入旷野，开始了新生后的考验（16～18章）。接着他们来到西奈山，上帝与他们立约，拣选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又颁布十诫与律法，做为以色列人的生活准则（19～24章）。上帝也吩咐以色列人建造会幕与圣所，做为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记号（25～40章）。

第六，出埃及记的叙述显示，上帝一方面克服自然界溷沌的力量，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中击败了压迫弱小的强权势力。上帝拯救以色列人民脱离奴隶的处境，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这种解放的经验，对后代的犹太人与基督徒有很大的启发，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旧约的文学中，我们时常会读到出埃及经历的回顾。甚至记念出埃及事件的逾越节礼仪，直到今日仍然在犹太人的家庭中年年举行。出埃及的经历对基督徒也有重要的意义。例如福音书描述耶稣圣家从埃及避难回到故乡，视之为一个出埃及事件（马太福音2章15节）；而山上宝训描述主耶稣教训会众，就像第二摩西一般（5～7章）。至于初代教会则视耶稣为逾越节的羊羔（哥林多林前书5章7节、11章25节）。此外，早期教会信徒将洗礼当作是一次出埃及过红海的新生经历。

总之，对基督徒与犹太教徒而言，读出埃及记的经验，触及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原来一群人的团体，在出埃及的事件中，体验到自己成为上帝拯救的子民。

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历史脉络

毫无疑问的，现今拉丁美洲的困境，始于哥伦布在该地开展的「印度企业」。后来，哥伦布曾主张他的成功是以赛亚的功劳（参阅以赛亚书60章9节），显明西班牙国王的野心和基督教的宣教目标似乎成为一体了。在这殖民化的过程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半封建社会被移植到拉丁美洲来，结果是造成「殖民者拥有土地所有权」以及「双层社会阶级（地主及佃农）」这两个可怕的结果，这样的双层结构不但存在于殖民时代，更一路延续到现今的后殖民时期，由新的资产／地主阶级接管。另一方面，受到大美国主义的「门罗政策」影响，拉丁美洲从19世纪中叶起逐渐成为美国的后院和禁脔，加上二次大战后「进口替代工业化」（此举造成「依赖」现象）的政策，以及新自由主义与右翼独裁政权的结合、「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突显出北美和南美间的明显对比差异。

换句话说，欧洲势力自从1492年「发现」新大陆（也就是「拉丁美洲」的缘起）以来，就已犯下不容否认的「原罪性恶行」。借用萨尔瓦多神学家索布理诺（Jon Sobrino）常举的一个例子：在1492年后的70年间，当地的原住民人口遭到杀戮、感染病菌，以致缩减到仅剩原本的15%，诸多传统文化更被摧毁殆尽，经历了人类学上所指称的「灭绝」。这样的结构性创伤，事实上从未复原过，至今仍在冲击着拉美社会。对索布理诺来说，成千成百万的穷人所经历的贫穷以及伴随而来的死亡及尊严的失落，仍是地球上最严重的伤口。问题是，这样的伤口在第三世界随处可见。另一位西裔萨尔瓦多神学家爱拉库里亚（Ignacio Ellacuria）曾哀叹道：「仅仅因出生在萨尔瓦多、海地、孟加拉或查德，比起出生在美国、德国或西班牙，人们就无可比拟地严重缺乏生命、缺乏尊严。」

值得注意的是，在拉丁美洲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教会握有立法、教育、政治等大权，但往往为了保持这些既得利益，而无条件支持殖民／封建／军事政府。结果，如阿根廷卫理公会神学家慕里诺（Jose Miguez Bonino）所指出：基督教常被利用去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合理化、神圣化，并使基督宗教成为支持特定「意识型态」的信仰系统，成为以宗教来为既存制度「背书」的一种意识型态。解放神学其实是对这种「版本」的基督教的「批判」。

无可避免的，到了1960年代，任何有良心的基督徒都开始问一个问题：「在一个充满压迫的世界中，作基督徒是什麽意思？」在1966～67两年间，阿根廷的切•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及哥伦比亚神父托雷斯（Camilo Torres）先后被暗杀的事件也造成极大冲击。接着，受到罗马天主教第二次梵谛冈大会的影响，新的神学思潮应运而生，秘鲁神学家古提雷兹（Gustavo Gutierrez）在比利时、法国研读神学后返回利马大学任教，却因接触都会贫民区裡的穷人而转变思想，并于1968年出版《解放神学》。解放神学主张应以社会学的眼光（重视历史事件）取代以哲学的架构（重视抽象理念）来了解圣经的信息，特别是强调其在实际社会生活处境中的关连性意义。

受到出埃及记启发的解放神学：

受出埃及记启发，解放神学家们重新发现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是「慈悲」和「反省性的实践」（praxis），也就是在实际行动中体认信仰的意涵。对他们而言，拯救不只是灵性或属天的福祉，更是达成政治、经济、社会健全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拯救就是解放（liberation），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外部／社会政治层面（socio-political）的解放：帮助人从社会排斥、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文化歧视中得解放。接着是内部／人类学层面（anthropological）的解放：帮助人从心灵的痛苦、文化及人性的疏离、物质化中得解放。最后则进入根部／神学层面（theological）的解放：帮助人从自我中心、灵性的疏离、内在的罪性中得解放。

为此，解放神学家坚决主张「公义」的优先性──即追求「社会公益」的心志；由此发展出「共同连结感」的精神，更进一步形成为了追求公义而和穷人或被压迫者「站在一起」来对抗「世间的法老」的神学态度。在1979年于哥伦比亚的麦地茵（Medellin）举行的第2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中，与会者不再谈论「发展」，转而主张「解放」，且是全人的解放。该次会议发表以下声明：「贫穷本身是一种罪恶，先知们抨击为是一种对上帝旨意的违犯，且这样的违犯大多是基于不公义的罪恶结果。上帝差遣其儿子耶稣就是要来解放所有被罪、飢饿、悲惨命运和压迫等所捆绑的人。」在此会议中，「上帝优先选择穷人」的原则被确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放神学的论述中区分两种「穷人」：第一种是「社会／经济上的穷人」（socio-economically poor），也就是缺乏或被剥夺基本生存需求（食物、衣物、居所、基本照护健康、初步教育、工作）的人，且大多数是系统性剥削所造成的。巴西神学家波夫（Leonardo Boff）曾举一位基层团体的妇女为例：她具有妇女、妓女、单亲妈妈、黑人、穷人、原住民的身分，因此经历了六重的剥削与压迫，是穷人中的穷人。第二种是「福音裡的穷人」 （evangelically poor），指的是不以自己为念，完全将自身和一切资源用来服事上帝和有需要的兄姊的人，他们愿意为了上帝在世上的计画而「成为贫穷」。一般而言，福音的穷人总是愿意和社会／经济上的穷人站在一起，而后者也必须学习前者的信仰态度。不过，如果一个基督徒每逢谈到贫穷，总是硬要将它解释成「心灵的贫穷」，这应该是对福音的严重误解。

解放神学家主张默想与行动的合一，更强调教会生活是神学的中心：教会不是官僚的阶级体制，也不只是分配圣礼的「奥祕身体」，而是贫穷者的僕人以及社会经济公义的先锋，这促成「基层基督教团体」（comunidades eclesiales de base）的建立。到1970年为止，光在巴西就有超过8000个「基层基督教团体」，他们可以说是「作为解放神学之反省基础的行动派穷人团体」。

为了回应时代处境的挑战，解放神学家主张：

教会该由「共犯结构」中悔改并跳脱出来，并就其有意无意参与在殖民主义及各种的霸权文化──包括种族、文化、性别、阶级──中的罪行表达忏悔。

教会应学习「聆听」邻舍──即穷人、受压迫者、边缘人、需要者──的声音。

「苦难」既然是人性共通的经验，它应该成为信仰反省的起点。

教会在宣教和信仰实践的过程中不应仅仅关心「非基督徒」或「不信」的问题，更应关注「非人」和「不公义」的问题。

受压迫者的教育学：良知化的教育理念 

巴西教育家保罗•费雷利（Paulo Freire）深受解放神学影响，相信教育的目的就是带来「解放的人性」，而这是建立在一个「永久的先知异象」上的：不是为受压迫者提供安慰，而是一个可以为之不断奋斗的上帝国远景。费雷利强调，在民主化过程中，不能再容许社会大众停留在「无知」的状态中。确实，无知比「文盲」范围更广，包括社会大众「缺乏参与并介入历史过程的经验」。

费雷利的教育方法是由拉丁美洲的劳苦大众「文盲」的教育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期望能使「无产大众」由过去的昏睡（lethargy）中觉醒，并以「主体」的身分来迫切参与在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中。也就是在学习读、写的过程中，让他们深深体会到「自我」的存在意义并学习尖锐且批判性地辨识他们周遭的社会处境，进而改变这个过去长久拒绝他们参与的社会结构。面对贫苦大众所接受的「宿命论」和「冷漠心态」的挑战，教育成为一个具有转变和颠覆性的力量。

有鉴于过去的教育方式是「填鸭式系统」（banking system），那麽，作为「协助者」的「教育者」要如何来因应呢？长久以来，「无知与昏睡」是整个经济／社会／政治宰制下的直接产物，教育体制也成为「沉默文化」的维护者，「无力者」也存在于「沉默文化」当中。费雷利主张以「对话」和「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帮助已经失去学习动机的「受压迫者」，重新学习和自身相关的知识。值得庆幸的是，许多文盲在这个教育经验中体会到「自我」的价值、新的尊严意识、以及新的盼望的催迫。

当代妇女神学运动的挑战：

另外一群深受出埃及记启发的是妇女神学家，她们从妇女的具体经验出发，且自我认知这是一个争取公义的集体奋斗，进而努力转化、建立一个和福音精神相一致的教会和社会结构。她们的策略是批判长期以来支持性别歧视和父权结构的那些既存且根结久远的神话或意识型态，而她们的方法和解放神学家相同，是兼具行动和反省的「反省性实践」。

让我举卢瑟（Rosemary Radford Ruether）为例，她的神学反省以「出埃及事件」的先知、解放的传统为规范，主张原本带有平等主义的耶稣运动很快就被初代教会「父权化」了。因此，她主张应回归圣经核心的「先知──弥赛亚传统」，并以「批判性原则」来肯定且提升妇女的「整全人性」，拒绝任何否定、削减或扭曲妇女之整全人性的圣经诠释，强调任何提升妇女整全人性的作为，便是上帝神圣的作为，反映出与神圣者真实的关係，是救赎的信息，更是救赎团契的使命。

正如出埃及记的解放信息所显示，妇女神学乃是藉由对经文的「重新诠释」，对父权文化和男性沙文主义进行全面性的批判，迈向「包容性」的人性高度（包容两性、包容所有社会的族群与团体），最终达到对多元物种之自身独特性的「价值肯定」，不以「阶层等级」模式或统治者之基准来消解「他者」的本质潜能或定义「平等」，而是对所有以不同方式存在者的价值之肯定。这也是妇女神学所坚持的平权、参与、圆桌的领导模式。

出埃及记对台湾教会的启发：

对犹太人而言，妥拉是在描述上帝如何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那「为奴之地」走出来，进入自由、繁荣的迦南美地，且和上帝建立契约关係的过程。更深一层来说，这是一个解放和重建的过程，是从被奴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奴隶心态学习如何站立起来并过负责任的信仰生活的历程。因为过去400年来在埃及的生活方式实在太溷乱，加上奴隶性格盘根错节、交织缠绊，整个民族的集体性格都被扭曲了。

为了帮助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生活的恶习和不健康的心态，并且重新塑造新的生活，特别是学习如何过一个丰盛、喜乐、慷慨互享的团体生活，上帝将律法赐给他们，内容包括教导和指引，来形塑一个新的团体。这就是上帝在西乃山所颁布、以「十诫」为中心的「律法」的精神。换句话说，妥拉不是重担，它是上帝对那些在世界上失落方向、迷途的民族所赐下的礼物和指引，也是上帝的邀请，邀请我们来分享上帝所赐让心灵得以喜悦的生活方式。

台湾岛国长期经历外来殖民统治，集体文化性格也呈现幽暗、扭曲、丑陋的一面，整体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灵都需要解放与重建，更需要启蒙与更新，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不但自身需要革新、改造，更有参与社会心灵重建的责任。笔者深信，面对此一挑战，出埃及记应该可以带给我们新的眼光与信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