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新疆库车家庭教会被冲击 阿里木江妻子周三探监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  2012-09-27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库车县一基督教家庭教会的30多名信徒在本月中旬聚会时,遭到公安及宗教部门冲击,宗教物品被没收,四名信徒被传唤期间遭到辱骂及恐吓。此外,正在服刑的新疆基督徒阿里木江的妻子,本周三到监狱探望丈夫,见面仅十五分钟。

新疆的一个家庭教会近期再遭打压。

据总部在美国德州的基督徒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周三消息,9月 13日下午,库车县一家庭教会在聚会时,受到当地公安丶民政丶宗教等部门的冲击和打压。

该协会引述家庭教会的罗姓基督徒叙述:聚会有三十人左右,由于当地有关部门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十分严重,礼拜天很难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因此他们一般在每周四下午四点以后聚会。


当天下午聚会不到一个小时,十五丶六个人强行冲进罗家,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宣布他们是“非法集会”,强行搜走在场信徒的身份证,同时抄走电脑丶手机丶圣经丶笔记本等物品,最后把罗姓等四位基督徒带往民政局盘问,直到当晚获释。

第二天,罗姓信徒去派出所交涉,仅仅要回了部分人的手机丶身份证和电脑。其它宗教用品被指是非法材料,拒绝退还。

宗教物品被扣

对当局的上述行动,对华援助协会提出强烈谴责,呼吁中国家庭教会信徒要敢于依法维护自己的信仰自由权利,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家庭教会的迫害,切实保障并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信仰自由等各项权利。

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表示,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当局往往将家庭教会信徒聚会,视为政治敏感活动。

“中共开十八大,地方公安对教会的打击,最近比较频繁,一旦信徒聚会,立即打压,他们这样做违背国家《宪法》,他们这种做法对公民的宗教自由,都是违法的。”

本台近期多次报道大陆各地公安以“非法聚会”为由,禁止信徒聚会,甚至逼信徒搬家等事件,包括广东深圳丶东莞及广州,均发生同类事件。张明选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家庭教会的现状。

他说:“国际社会能够告知中国政府应该正确的对待基督教会,我们基督教会没有别的什么政治目的,他们这样做法是违背人权法和宗教自由法,不合乎国家法律和对联合国的承诺。”

阿里木江健康良好

此外,2009年8月被新疆法院以“泄密罪”判刑15年的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木江,他的妻子古丽努尔本周三到丈夫服刑的新疆第三监狱探监。

古丽努尔周四告诉本台,他们会面只有十五分钟,丈夫情况良好,但不会放弃申诉。

记者:他的状况怎么样?

回答:挺好的。

记者:你们聊了多久?

回答:十五分钟。也不能带去吃的(食物)。聊的就是家里的一些事情,孩子呀,就是希望他们好好学习。

记者:他的健康状况如何?

回答:我觉得他还挺好的吧,看精神,各方面。

记者:您对他有什么嘱咐?

回答:希望他保重身体。

记者:有没有给他带书?

回答:这次没有。最近没有,他也没有时间,最近他们可能比较忙,没时间。

记者:每天他要工作多久?

回答:具体的我还不太清楚。

记者:会不会请律师再去见面?

回答:可能最近不会了。

记者:他的申诉情况呢?

回答:还在做。

本台曾报道,8月12日,古丽努尔聘请的北京基督徒律师,拿着申请会见手续探监,当局以“案件涉及国家机密”,拒绝。律师当场表示抗议,认为当局违反法律法规。

2009年8月6日,喀什市中级法院秘密判决阿里木江有期徒刑15年,罪名是“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一年后,新疆高院接受了他的妻子古丽努尔和母亲的申诉,决定重新审理。2011年2月仍裁定维持原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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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ql3-09272012093243.html

杨支柱:谁才有资格抚养和送养“不该出生的孩子”?

杨支柱

据南方农村报2012年9月27日《孕妇在医院引产引出活婴,家属没人肯接要医生处理》一文报道:“不该出生的”陈天懿(化名)在广东翁源县人民医院呆了快两个月了,她该由谁抚养,医院、政府与她的父母协商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结果。陈天懿的母亲刘芳(化名)今年7月在中山市某医院进行产检时,发现胎儿缺了一个肾。刘芳回到户籍所在地翁源县计生部门办理了引产批准手续后,于7月24日住进翁源县人民医院等待进行引产手术。最初医院选择了药物催产,未果。8月3日,医生发现刘芳胎盘早剥,进行了紧急剖腹产手术,取出了在母腹中已经孕育8个多月的陈天懿。

看来记者、编辑也像陈天懿的父母和医院、政府一样,关心的是陈天懿这个“不该出生”的“包袱”应该由谁来养的问题。南方农村报记者5日采访了广东省委党校法律专家宋儒亮教授,这位教授也不例外,他说,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不养构成遗弃。
但是陈天懿的父母有资格抚养她吗?法律为什么规定父母是孩子天生的监护人?这不能简单地用“谁制造的‘包袱’谁负责”来解释,因完全可以责令父母掏抚养费而把孩子交给其他更合适的人来养。由父母来养是因为全世界的父母都比他人更爱自己的孩子,从而比任何其他人抚养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刘芳夫妇对陈天懿谋杀未遂于出生前,他们还有资格养这个孩子吗?跟谋杀相比,遗弃又算什么?虽然堕胎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谋杀,但其心态、后果与谋杀并无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为什么要剥夺监护资格呢?当然不是为了减轻严重不负责任的监护人的负担,而是为了使被监护人的权益不再受监护人不负责任的损害。请问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负责任的行为比堕胎更严重地危害孩子?引产于前、遗弃于后,陈天懿由她的亲生父母养不止是一般的不利,而是有生命危险,宋儒亮教授不会想不到这一点。解释法律条文必须联系前后文,做出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释,作为法学教授也不可能不懂。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宋儒亮教授主张把“不该出生”的孩子交给曾经要堕掉她、遗弃她的生父母抚养呢?我想大概是为了给政府甩“包袱”吧。

那么陈天懿应该由谁来抚养呢?陈天懿显然没有成年兄姊;刘芳决定引产前又跟亲友商量过——这意味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很可能都是谋杀未遂的同谋,当然都没有抚养陈天懿的资格。

可能被取消监护资格的人,同样也没有送养资格。送养人对于被送养人负有选择适当收养人的责任,因为严重不负责任损害被监护人利益而被剥夺监护资格的人当然不适合承担选择收养人的责任,谋杀未遂就更不用说了。所以陈天懿只能由法院指定监护人,而且显然无近亲属可以指定。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十六条第三款还规定了“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这一规定是落伍的,雇主养给雇员养孩子并不合适,村委会、居委会给村民、居民养孩子同样不合适,事实上只能是政府民政部门下辖的福利院。

由福利院抚养的另一个理由是法院只能指定监护人,不能指定收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五条的规定,收养必须有送养人,这个送养人除了有特殊困难的父母、孤儿的监护人外就只能是社会福利机构了。

问题是刘芳对陈天懿的引产是经过翁源县计划生育局批准的,翁源县福利院抚养陈天懿是行使法律赋予翁源县民政局的职责,而计生局和民政局都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政府既然也是谋杀陈天懿于出生前的共犯,它有资格担任监护人吗?

追问到这里就无解了。其实也没什么奇怪,所谓“不该出生”的孩子,其实就是该死的孩子,陈天懿在中国大陆作为一个人是没有活路的,甚至难以像宠物狗一样被好心收养。

唯一的破解之法,就是宣布翁源县计划生育局批准堕掉陈天懿是违法行为,计生局据以做出批准刘芳堕胎的决定的规范性文件是无效的。这样才能使政府摆脱共同谋杀嫌疑,民政局(实际上是其下辖的福利院)才有资格担任监护人。

陈天懿的遭遇凸现了“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残忍和荒谬。在孕妇保健和孕妇保护之外的所谓“优生优育”,其实就是鼓励堕掉可能有残疾的胎儿,这一方面通常导致更多的健康胎儿被中期引产(所谓出生缺陷筛查,无非就是万分之几十以下为合格、万分之几百以上为高危,从而建议堕掉而已),另一方面构成对所有在世的残疾人最严重的歧视(意味着他们是“不该出生”或该死的)。

陈天懿被查出只有一个肾的时候因为快8个月了,这样的晚期引产当然不发生错堕健康胎儿的问题。但堕掉一个剖腹产可以活下来的胎儿,与杀人有何区别?而且只有一个肾尽管不符合“优生”标准,严格地说并不是残疾。我查了一下有关医学资料,人类正常情况下连一个肾的功能都使用不完,一个肾的人只要不患肾病,对于人的寿命和生活质量没有影响。新生儿只有一个肾的概率,大约是1500比1,并且男多于女,这意味着我国每年出生的1500万左右孩子中应该有1万多个孩子只有1个肾。如果每年的新生儿中只有几千个一个肾的孩子,那就意味着另外几千个孩子被计生委和家长合谋杀害了,陈天懿只是其中谋杀未遂的一个。无辜的她被自己的父母控诉,由翁源县计划生育局审理并判处了死刑,最后由翁源县人民医院执行了死刑;但是她命大,居然死里逃生,大概是上天保下来控诉万恶的计划生育的。

胎儿的有各种各样畸形的,少一个肾远非不符合“优生”标准的全部,因各种对生存质量影响不大的畸形而被消灭的胎儿到底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何况就是对生存质量影响比较大的残疾,我们又凭什么判断他们活着会生不如死?有严重残疾而不想自杀的人不是比想自杀的多得多吗?

既然禁止大月份引产,那么唯一的例外就只能是继续孕育威胁孕妇生命(而不仅仅是健康),而不是经过计划生育局批准。做出继续孕育威胁孕妇生命结论的合适机构,应该是医院的诊断和专家会诊。即使要批准,也只能由医师行业协会或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而不是计生部门。这意味着没有一个一个大月份胎儿是不该出生的,大月份引产仅仅是为了挽救孕妇性命不得已采取的医疗措施,跟计生委掌握堕胎权或堕胎批准权的“少生优生”不应当有半点关系。

《中国法律与宗教文摘》电子月刊——2012年08月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9月27日

image本期目录


一、目的财产学说对我国宗教财产立法的影响与实践    2
二、西藏宗教社区管理初探    13
三、美国宗教事务的法律治理初探    22
四、从管理寺庙到监督寺庙:民国时期宗教立法观念的转变    31
五、结社自由与家庭教会    33
六、台湾宗教信仰自由之法律问题    37
七、从边缘到主流:政府管制与摩门教的变迁    47
八、伊朗宗教力量的发展前景    55
九、近代佛教制度变革研究综述    60
十、认识教会与政府的关系    65
十一、论宗教宽容(一)——致友人的一封信    71
十二、论宗教宽容(二)——致友人的一封信    79
十三、论宗教宽容(三)——致友人的一封信    87
十四、从儒释道“三教”看我国传统政教关系的特点    95
十五、民族宗教与法治的关系    100
十六、圣经政治哲学初探——《撒母耳记上》释义    102
十七、宗教自由:社会的安全阀——克林顿国务卿的讲话    111
十八、论基督徒的公民责任    117
十九、浅谈圣经对西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影响    123
二十、加尔文主义与政治    128
二十一、宗教与法律的共契互动——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    143
二十二、宗教和宗教规范对罗马法的影响    148
二十三、信仰、能动的秩序及其他——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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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库车县家庭教会受冲击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9月26日

对华援助协会获悉,2012年9月13日下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库车县一家庭教会在聚会时,受到当地公安、民政、宗教等部门的冲击和打压,聚会被强制中断,四位弟兄姊妹被强制带往派出所,圣经、查经资料、电脑和手机等物品被没收,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遭到威胁、谩骂和恐吓。 

据该家庭教会的罗姊妹叙述:他们教会有三十人左右,由于当地有关部门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十分严重,礼拜天很难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因此他们一般在每周四下午4点以后在罗姊妹家聚会查经、讲经和唱赞美诗。9月13日下午的这次聚会,因为从乌鲁木齐来了三位讲解《圣经》的老师,因而这次聚会就被盯上了。在聚会开始后不到一个小时,大约十五、六个人从外面强行冲进罗姊妹家,其中有当地宗教局、民政局、610办公室、派出所和社区管理机构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他们进来后,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便宣布他们的聚会是非法集会,并宣称家庭教会是邪教和异端。他们核查在场人员的身份并强行搜走身份证,搜查房间并把电脑、手机、圣经、解经资料、笔记本、赞美诗等物品抄走,最后把罗姊妹等四位弟兄姊妹带往民政局盘查询问,直到当天晚上很晚才把他们送回。除归还了三本圣经外,其余物品一概不肯归还。第二天罗姊妹去民政局要回物品,民政局告诉她电脑等物品在派出所,于是她又赶去派出所交涉,仅仅要回了部分人的手机、身份证和电脑。所有的解经书籍、查经的笔记本和赞美诗等都被诬称为非法材料不予返还。

录音采访:

 

库车故称龟兹,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镇,现在是“西气东输”工程的始端。库车县象罗姊妹他们这样的家庭教会有十几家,信徒人数不比当地三自教会的人数少。但地方宗教、民政、公安、610办公室等部门把家庭教会视为异端,打压情况越来越严重。罗姊妹他们本来和三自教会有些联系,她自己多年来也参加三自教会的活动,但自从发生这次打压事件后,她去三自教会呼吁帮助,三自教会的牧师和长老躲之唯恐不及,甚至不敢再见她,希望她不要来影响到他们三自教会。罗姊妹内心认为弟兄姊妹是一家人,为何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受到逼迫后,三自教会不肯或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这种情况让罗姊妹感到非常的失望和无助。

对华援助协会对这次当地政府部门打压基督徒家庭聚会的非法行径,感到愤怒并强烈谴责。对华援助协会严重关切今年来各地政府对家庭教会的非法打压呈不断升级之势,呼吁中国内地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敢于大胆地依法维护自己的信仰自由权利,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家庭教会的逼迫,切实保障并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信仰自由等各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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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无锡市黑监狱违法关押上访人士,残酷虐待

对华援助协会转发  2012年09月26日

 

小公园2012年6月28日,200多名无锡市强拆户和拆迁受难户,前往北京各职能部门上访,被北京警方清理至“久敬庄”访民遣送站。无锡市各个街道派遣500多黑保安和特勤,把其中100多名上访人,戴黑头套、捆绑、抢手机、殴打等手段押回无锡,并以“学习班”的方式关押。访民惠玉琴带4岁孙女一起去北京,结果大人小孩一起被关押。从6月29日至今日,所有被关押无锡访民大部分仍然杳无音讯。家属得不到任何通知,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获释。无锡被关押的访民,这次只是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去如实反映拆迁等情况。

无锡市滨湖区太湖街道丁红芬等多人,被无锡政府派人截访带回无锡后失踪。丁红芬家人到公安派出所报案,公安不管,并口头告知是强制进“学习班”了,“学习班”是信访联习办办的。从6月29日到今天丁红芬被关押已经超过89天。丁家人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政府方面,书面通知,不知道关在何处,不知道要关押到何时,通讯权利被剥夺,丁家人至今没有听到丁红芬的声音。据其他被关押的上访人出来后讲:在“学习班”遭到饿饭、捆绑、不让睡觉、抢走手机等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丁家人非常担心丁红芬是否还活着,丁红芬身体会被摧残到何种程度!


市公安丁红芬家人沈果冬,2012年9月13日去无锡市滨湖区信访局要人,并质问无锡当局凭什么罪名关押丁红芬等人。滨湖区信访局副局长贾*云、滨湖区司法局副局长周*新、滨湖区常委人武部政委杨*兵等人接待了沈果冬。贾*云答复沈果冬:“丁红芬等几十个人去北京集访,集访是违法的,这次无锡市统一行动对他们这批人进行集中法制教育,这个学习班是没有期限的,要看教育效果和他们的表现而定释放时间。在这里人是没有危险的。”沈果冬质问:“这种学习班,他们是带黑头套,被殴打、强制捆绑进去的,他们在里面遭到饿饭、不让睡觉,受尽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150—170斤的人被饿得掉了30多斤肉。”他们在场的干部没有一个人否认!

2012年9月24日,沈果冬和无锡40多访民联名到无锡市信访局,向无锡市市委、市政府请愿强烈要求:一、看望丁红芬等人,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二、书面告知家属,被关押访民的地点和期限。

呼吁全世界民众关注无锡黑监狱!无锡当局必须立即释放被关押上访人!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太湖街道  沈果冬  电话  13951517471

对华援助协会就郭泉一案,向联合国提交申诉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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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4)星期一,对华援助协会向联合国任意拘押工作小组提交申诉书,认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前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基督徒异议人士郭泉10年有期徒刑,违法了中国的宪法和国际人权法,属于任意拘押。

该申诉书详细具体地列举了郭泉博士因为实践中国公民基本的结社和言论自由,所遭受的一系列政治迫害及违反的中国和中国签署的国际人权法律和宣言所载详细规定,也附上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签名的支持申诉信。

这份英文申诉书中陈明:“根据1997/50的决议条款,如果是出于国内法制的判决并符合其国内法律,同时符合《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相关国际标准,就不属于任意拘押。但是,郭泉一案既违背了中国宪法,也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因此,任意拘押委员会必须要进行审查,并向中国政府交涉,争取郭泉的获释。”


此外,”郭泉是因为倡导政治改革和批评现任政府而被逮捕和判刑的。言论自由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护的基本权利,而中国是这两个公约的缔约签署国。“


在对华援助协会和郭泉一家好友们的帮助下,郭泉的妻子李晶和11岁的儿子于今年(2012)01月流亡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呼吁中国及江苏省政府能够及早释放郭泉,切实依法尊重公民权利,取信于民,缔造法治文明社会。


参看相关新闻链接: http://www.chinaaid.net/2012/01/blog-post_4826.html

 

http://www.chinaaid.net/2012/02/blog-post.html

 

http://www.chinaaid.net/2012/02/10.html



附:
基督徒李晶女士在今年(2012-02-14)美国府会中国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中(参看上图)的证词:

《2012美国府会中国事务委员会听证会李晶女士证词》

2012年2月14日下午2:30-4:30 美国首都华盛顿瑞本众议院大楼2118厅

尊敬的主席和共同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议员, 女士们,先生们和朋友们,

 

我叫李晶,首先我要感谢你们,让我有机会给大家讲述我丈夫和全家多年来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

我的丈夫郭泉出生于1968年。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完成文艺学博士后课程之后留校任教,担任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隋唐佛教圆融思想研究》、《自由与文学》、《韩国佛教圆融思想研究》、《解构主义的童话文本》、《自由文学阐释学派2005》。

郭泉于2007年11月14日发表致胡锦涛、吴邦国的公开信,呼吁建立“全面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体制”。同年11月18日,郭泉就中石油、中石化59万下岗人员维权工作和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等问题写了第二封致温家宝的公开信,后又为在中国工商银行“减员增效”、“改革政策”中成为牺牲品的13.8万多下岗职工发出声音。12月5日郭泉就中国各地军转问题和军队国家化问题第四次上书国家领导人。

郭泉因主张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给国家领导人发表公开信并在网上发表系列批评政府、宣传自由民主理念的文章而受到中共的打压。2007年12月6日被南师大党委撤销副教授职务,不准教书并调任图书馆资料员,同时取消他的副教授职务津贴,只保留基本资。2007年12月14日,中国民盟南师大委员会开除了他的民盟盟籍。

2008年8月奥运会期间,郭泉被南京市鼓楼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一个月。

在郭泉被捕前的半年内,南京市公安数次半夜来我家抄家,几次门锁被强行砸烂,翻箱倒柜,把我家的电脑和郭泉的一些文稿强行收走从不归还。

2007年12月17号,郭泉在互联网上发表《中国新民党党章》,成立中国新民党并宣布出任代主席。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网上发表了347篇《民主先声》的文章:批评一党专制和政府腐败,为中国十类利益被侵犯的群体积极维权,传播民主宪政理念并系统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

2008年11月13日郭泉被南京市公安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12月19日被正式逮捕。2009年8月7日,郭泉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我被南京市公安局限制不准许去法院旁听。2009年10月16日,郭泉被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目前在南京市浦口监狱服刑。

从2007年到今年1月,因为郭泉的原因,我的家庭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打压和干扰。在郭泉被逮捕后到被送往监狱服刑之间一年多的时间内不允许我探望我丈夫。我被公安传唤过多次。我数次被他们威胁恐吓,不准我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不准会见任何敏感人士。他们在我住的小区过道及电梯里安装了监视设备。他们长期以来监控我家的电话、网络、信件和我的手机。在重大节日或所谓敏感日子期间会切断我家的电话和网络。国保三次找到我单位领导,关注我的言论,导致我也没有任何晋升的机会。我后来只能自己创业,但他们用种种方式干涉,我的公司无法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我和郭泉在1999年11月8日结婚,我们有一个儿子,今年已经11岁了。由于他父亲成了中国知名的政治犯,连累他在学校也受到某些老师的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在他父亲被捕前,他担任的一些学校和班级的学生干部被全部撤职。原来活泼可爱的他变得越来越内向和自卑。

我的丈夫是无罪的。他是中国高校的一名教师,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仅仅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发表言论,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共判他十年重刑是纯粹的政治迫害。他的母亲年迈多病,我更无法想象我们的儿子在十年内竟然见不到父亲。我很感谢China Aid帮助我和儿子来到美国,我呼吁美国国会和政府能帮助我们全家,在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能呼吁中共立即无罪释放我的丈夫,同时也释放其他因言获罪的良心犯。

感谢上帝!谢谢大家。

李晶 2012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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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榆树市三自教堂因拆迁遭到官商联合逼迫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9月24日

012010-2012年,吉林省榆树市的城郊街基督教会,因房地产开放商与官府勾结,导致教堂拆迁未能达成协议,并遭到一系列违法刁难,两名女信徒被打伤。

2010年11月,开发商陈云莲的“吉林鑫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与“榆树市城郊基督教会”协商,要将教堂拆迁,并承诺令教会满意的条件:在教堂原址   ¦¦í-·¦¦ ¦ ñ的附近重建,即C区,面积足够宽敞。

2012年5月,开发商突然提出让教会放弃所商定的C区,并伙同市政府各部门和宗教局对教会施加压力,让教会放弃。教会拒绝了这一出尔反尔、损坏教会利益的要求。

05月17日,在榆树市政府会议室5楼,甲乙双方就教堂拆迁举行谈判协商会议。榆树市城郊街基督教会的代表共7人:罗占云、孙岩、张淑芳、王燕、范国兰、苗凤华、付成国。乙方包括榆树市政府工作人员:主抓城市规划建设的赵立军市长;开发商陈云莲及随行人员共三人;宗教科王科长;城建局宫局长;城建局拆迁办领导;市政府规划办领导;建设局宋亮局长;沈大明律师一行2人及各主要局领导共17人。会议中,政府官员一方公然站在开放商一边,让教会放弃教堂目前的地址,迁到城市外环。教会坚决不同意这样的违法无理的要求。开发商陈云莲在协商会议上,当场羞辱基督徒的信仰,口气狂妄,无人制止。教会代表见对方没有任何诚意,只好作罢。


协商失败后,开发商于2012年7月开始施工,在离教堂不02到5米的地方打桩盖楼,并故意在教堂左右不到2米处各挖一个大坑,准备打井。 所建的楼房,严重影响教堂的采光。此外,开发商不仅故意让盖楼的钢筋堵住教堂的西大们,还让高塔吊车吊着重物在教堂房顶上过来过去,甚至在教堂院子里忽悠,以至于围墙被撞倒,窗户玻璃碰碎了。07月20日,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忍无可忍,与开方理论,结果罗占云和陶艳波两位姊妹被打伤住院。报警后,李艾学(警号:110830)和邹成国(警号:110507)两名警察赶到,公安包庇开放商,其03派出所至今不解决问题。于是,开放商更加有恃无恐,将通往教堂的路堵上,挖大坑,还在路上放狗把守,甚至将教堂的水切断。教会多次向长春市长和电视媒体打电话反映情况,都被驳回,说是让榆树市政府解决问题,而榆树市政府根本不理不问,袖手旁观。(参看右图:开发商搞破坏,并打伤信徒。下图:住院诊断证明)

该教会的信徒们团结齐心,不向邪恶势力屈服,但苦于告状无门,就呼吁众教会为之代祷。

吉林省榆树市的市长赵国军,手机:13804390506

宗教科科长王丽辉,手机:13596453646,

110民警邹成国,手机:1590440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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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援助协会强烈谴责开发商与政府联手逼迫教会,并敦促立即停止违法的逼迫,尊重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的财产。同时,也提醒三自教会中真正的教牧同工和弟兄姐妹们,面对邪恶势力的逼迫,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并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依靠众教会的代祷与帮助,坚持信仰的原则决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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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基督教救世堂面临非法强拆,三自教会信徒依法维权抗争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9月22日

救世堂周边被拆2011-2012年,湖北省武汉市著名的列为文物保护历史性教堂建筑——基督教救世堂,因市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兼该教会主任牧师刘刚,联合开发商和政府官员企图谋取私利,面临非法拆迁;但由于遭到信徒们和市民们的激烈反对而暂时搁浅。教堂保卫战持续一年多,仍在拉锯;有关信徒代表遭到报复性逼迫。(左图:武汉“救世堂”危在旦夕)

 

2011初, 武汉市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总干事长兼救世堂主任牧师的刘刚,多次向信众透露救世堂需要拆除重建的风声, 试探信众们的反应。3月初, 他声称救世堂太旧了, 有个信主的开发商发善心, 要将教堂拆除,并在异地重建免费以旧换新。他声称这是救世堂的特大好消息,要求信众们表态支持。然而,信徒们获得的真实消息是,救世堂位于武汉市寸土寸金的汉正街, 土地商业用途价值巨大;是刘刚主动找到武汉市华通置业开发公司, 共同策划了救世堂为商铺开发让路的所谓以旧换新的阴谋。

刘刚的如意算盘除了他妻子及几个亲信支持外, 遭到了绝大多数信众和长老们的抵制。3月底, 他提出拆除后可以在原址附近重建, 要求教会的信徒们支持,仍然遭到绝大多数信徒和教牧人员的反对,而且,得知这一消息的武汉市民和教堂周边的居民们也都一致反对。


教会的信徒们反对拆迁救世堂理由是:为了忠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神的殿是神圣的,信主的人要保护它而不是破坏它。刘刚作为救世堂的主任牧师, 竟然赞成和推动拆除神的殿, 其用心路人皆知, 其背后的勾当令人不耻。何况救世堂一点也不旧,当年建造时用料讲究,质量上乘,。现在整体完好如初,令人赞叹, 是国内外罕见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教堂,根本不存在太旧了有潜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再说, 对于优秀历史文物建筑,对它最好的保护是维修而不是拆除。

周边居民和关心它的市民们反对拆迁救世堂理由是: 救世堂是武汉市第一批受到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信徒众多,政策不允许随意破坏。优秀历史建筑不可复制,拆除了其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将荡然无存。拆精品建膺品, 是救世堂的灾难,拆它的人是历史的罪人。

然而,刘刚遭到抵制后,竟然伙同开发商,绕开教会的信徒,代表基督教两会向市房管局书面申请拆除, 并谎称获得大部分教友的支持。刘刚卑劣的行径激怒了信徒们。信徒们纷纷给国家省市宗教事务局打电话,写公开信到市房管局上访,说明真相。并要求市房管局拒绝批准这个违法判教的拆除申请, 同时在网上发布评论和回复文章,呼吁保住救世堂。

在看到武汉市房管局无回应后, 信徒们就带着反对拆迁的签名条幅,到市房管局门前抗议和静坐示威。于是,教会的信徒、周边居民和关心它的群众及网友们的反对呼声日渐高涨。为此,武汉市有关领导在四月底召开了专家论证会。武汉理工大学城规学院院长李百皓、市地方志办研究员董玉梅等五位专家,一致投出了反对拆迁票。2011年5月15日,《长江曰报》在第三版的专栏专刊中, 以拯救老教堂为主题,刊发了四篇专稿,包括武汉市政府也向全市人民公开承诺,加强保护教世堂不准拆除,不准搬迁。5月22日, 武汉电台《圆桌时间》栏目,还做了救世堂不拆不搬的直播专访节目。

尽管市政府登报承诺了,但刘刚却毫无收敛, 甚至扬言教堂肯定要被拆的。他公然允许一伙人进场做勘查。6月4日, 教堂电线被人剪断,他装聋作哑。6月23号, 刘刚带十几人开挖教堂地基,想毁掉教堂,被周边居民和信徒发现后打110报警。闻讯赶来的上百个居民和信徒把门锁住,不准拆教堂的人出去。但是,当警察来后, 竟然将那十几人放跑了。

有网友将出卖教堂的犹大式叛徒刘刚的恶行在网上爆了光。然而,穿同一条“希律”裤子的基督教两会,对信徒反映举报刘刚的判教行为,没有任何表态和反应。于是,刘刚变本加厉,取消了教会晨祷,不让门卫开门。晨祷日那些信徒被栏在铁门外,却坚持跪在门外的地上祷告。刘刚不为所动,反而告诫信徒识相点,不要和他及两会对着干,否则没好下场。信徒们和刘刚的对抗日趋公开化,信徒开始称他为内奸。凡他讲道时,许多信徒就集体退场。这样的对峙状态,使救世堂在一段时间里秩序混乱。

2011年7月31日,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武汉市人大常委、湖北省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武汉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凃汉桥先生,来到救世堂, 当着几百名兄弟姊妹,郑重承诺说救世堂不会拆迁或者搬迁。为此,激动无比的信徒们还给市政府递交了感谢信。然而, 从9月份起, 街道居委会开始加入刘刚的阴谋计划中。桥口区汉中街办事处和辖区居委会,多次派人在礼拜日强占讲堂,并和刘刚又拿出一个救世堂整体平移的方案。他们还要求信众提高觉悟, 支持救世堂整体平移, 支持汉中街重大机遇期跨越式大发展战略,。他们上纲上线, 将救世堂描述成阻碍汉中街抓住机遇参与跨越式大发展战略的绊脚石。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把戏、出卖教堂和信仰的伎俩,自然得不到信众拥护。信众们拿出2011年5月15号的市委党报《长江日报》,指责他们阳奉阴为, 并多次将他们哄走。被哄走后, 街道居委会竞然对居往在汉中街辖区的信徒逐个上门做工作, 对重点防范的信徒,还找她们的亲属、子女到单位组织上谈话。

11月,刘刚带着汉中街辖区居委会书记到教堂, 威胁说不支持救世堂整体平移的居住在汉中街辖区的拿低保的信徒, 要被取消低保。此招果然奏效, 在拿几个领低保的开刀后, 几乎所有领低保的信徒都不再敢公开反对了;低保毕竟是他们的活命钱。这种丧失人性的做法,激发了其他信徒们抵抗的决心。他们将给刘刚的一封公开信,送到市宗教事务委员会, 再次揭穿刘刚的阴谋。但是,没有任何回应,不了了之。

在这期间, 教堂又多次半夜遭到破坏。电线被剪断,进水管也被割断,甚至有一次空调也被偷走。但汉中街道办事处称管不了,派出所说查不出谁干的,也没法管。于是,信众们自发开始了不间断的祷告和轮流守护,同时在教堂门囗张贴反对强逼移拆救世堂的公告, 揭露刘刚一小撮人的阴谋和不可告人的违法勾当。

2012年2月3日,在所有信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同样的市委党报《长江曰报》, 同样的政府,竟然在第六版右下角刊登了豆腐块文章, 决定食言。公然改变2011年5月15号有关救世堂原址加强保护、不准拆除、不准搬迁的承诺,并翻云履雨地改成“整体平移救世堂”的计划。信徒们明白了,难怪刘刚和街道居委会的一伙人如此猖狂,看来是利益分享集团扩大了。

于是,信徒们派代表几经周折,艰难地找到了当着几百名兄弟姊妹的面、亲口代表政府和两会承诺说救世堂不会拆迁或搬迁的凃汉桥主席,询问为什么政府改变了主意?是什么力量导致政府在不到一年时间就出卖信用,出尔反尔?为什么刘刚和街道居委会私下的方案与报道的政府方案惊人的一致?2011年5月15日政府登报公开的承诺是缓兵之计吗?对此,凃汉桥仅冷冷地回答说,整体平移计划会完全保留教堂;同时警告不要反对政府的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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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教会信徒的代表余姊妹提出写一封反对的公开信,倡议信众自愿支持签名并送交市政府,希望得到市政府会的重视和正确决策。此建议得到弟兄姊妹们的赞同。在题为《由“不拆不移”变脸成“保护性平移”,让广大市民,广大信众知道真相——关于保护汉正街447号武汉市基督教救世堂, 反对整体(局部) 拆除或者所谓“保护性平移”》的公开信成文后,仅两个礼拜日,自愿签名的信徒700多人。再次令信徒们失望的是,房管、规划、宗教、文化等相关单位,均以各种理由拒收公开信及签名册。不仅如此, 挖土机还到了教堂周围开始挖土,拆除了附属房,并进一步破坏教堂。如果不是闻讯赶来的四、五十位兄弟姊妹们手挽手派成人墙拼死傲虎,救世堂恐已成废墟。

危急之下,余姊妹将公开信发表到凯迪社区,又通过特快专递将公开信连同签名册寄往国家宗教局、湖北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国家建设部、武汉市房管局、省市政府信访局、省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等八个单位, 并且以实名登记的手机号码留了联系方式。还有的信徒直接去了市信访局, 但没有任何回应。隔了几天,又有挖土机开到了救世堂旁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余姊妹带领二十多位兄弟姊妹到市政府抗议示威。当天,警察把余姊妹关押了起来,指责她组织暴民扰乱治安,与反政府的力量相勾结,打着宗教的旗号和保护教堂为借口,反对政府。

 

对华援助协会谴责湖北武汉救世堂的三自教会主任牧师刘刚、汉中街街道居委会、市政府以及开发商企图拆除或平移救世堂的错误行径,坚决支持该教会信徒们对教堂和教会的正义维权行为,并鼓励他们进一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甚至诉讼,坚决制止以权谋私、出卖教堂以肥私囊和破坏社会和谐的腐败行为。并呼吁全中国不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们,都团结起来,迫切代祷,共同抵制和清除“红色犹大”和教会内奸,纯洁教牧队伍,至死忠心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点击下列小图看大图:有关救世堂强拆事件的部分图片资料。


刘刚简介救世堂初步被救的新闻报道 1

救世堂初步被救的新闻报道 2救世堂初步被救的新闻报道 3教友联名情愿 1教友联名情愿 2教友联名情愿 3教友联名情愿 4联名情愿 1联名情愿 2联名情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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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议》2012年8月号

信息社会研究所


一、绪语

本月结束的北戴河会议,应该是基本确定了将于中共十八大上正式化的权力分配格局。可惜除了满天飞的名单之外,中国话语空间内对于这个注定影响所有中国人的事件却鲜有论述。当然,屁民之属原就缺乏谈论此事的基本信息。不过,这种沉默若能解读为社会对于反社会政治的窥阴癖的结束,亦未尝不可算是一种进步。洪洞县里,谁当太爷,谁当师爷,有何分别?与我何干?

同样是一场大戏却无人喝彩的,大概要算中国的伦敦奥运。它上月开幕于“举国体制”的攻防战中,而最终落幕于本月的刘翔假摔曝光。政权失去了一剂“振奋民族精神”的毒药,这绝对是件好事。而围绕保钓的争论则显示出,政权对公众不停灌输的另一剂药,也在失去效力的过程之中。
 

二、话题


谷开来受审


张思之:这个案子基本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你要完全用法律的观点去衡量,有些问题是说不清楚的。


贺卫方:谷开来用残忍的方法杀害英国商人伍德,证据确凿,换成一般人早被判死刑,现在判死缓等同不用判死刑。


李承鹏:从她判死缓就得出中国废除死刑是保护平民的结论,是装外宾吧。在中国弄死一平民还用得着走司法程序?我当然赞成一个文明的国家最终废死刑。但现在问题核心不在废除死刑,而在司法独立。我倒同意这观点,中国的问题不是废除死刑,而是废除死缓……


德先生-张辉 :我是个死刑反对者,我希望中国法庭之所有的判决都能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不过,陈云老师“党内不能开杀戒”之说,乃是宗人府内规,绝非是对生命的尊重。看到人家听判决时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我只能说:薄谷开来老师,演技一流。
 

赵士林微博:为夏俊峰呼吁,呼吁刀下留人!为弱势阶层呼吁!为法律公正呼吁!谷开来判死缓,其他任何死刑立即执行都等于法律双重标准。
 

连鹏:既然某人故意杀人情节严重,只被判死缓,那呼吁下:反对夏俊峰死刑,他可能罪大,但绝不恶极,他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卖小吃养家糊口,为何要掏刀伤人?当小贩权益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被暴力执法时谁又曾保护了他们?是法律,还是公平正义?于情于理于法夏俊峰都不该死,望最高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游泳的风:只要把夏俊峰案和谷开来案比较一下,就会得出中国法律弹性忒大的结论。这弹性,纯粹是政治蠕动的结果。

 
张培鸿:当年,英国驻华使馆一直强烈要求中方不对英籍毒贩阿克毛适用死刑,中方顶住巨大鸭梨判决并执行了死刑;现在,英国驻华使馆对中方没有判处杀害英国公民的女当事人死刑表示欢迎。什么是法治国家?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立场和价值观必须是统一的。
 

Fusang:薄熙来、薄瓜瓜、王立军作为与本案有重大关系的人没有参演,这不是一个好庭审。


BHC张明星:至少远在宋代,潘金莲毒杀武大郎,也能查明所用为砒霜,《水浒传》如描述为“毒药”,就不好看 了。


梅子2061:女律师杀人案庭审后,看辩护律师的发言像在在背新华社通稿,想当年审判四人帮时律师业还可以对法院限制律师的行为表示遗憾,现在与时俱进啊!律师、公诉人和法官都和新华社高度一致不差分毫,赶上秦朝了!
 

刘晓原律师:某女律师著有《胜诉在美国》一书,她在手中称,自己最欣赏中国的司法审判方式,认为那是最公平的审判方式。最不喜欢美国的司法审判方式,因为会让坏人钻空子。明天,她就要亲身体验“最公平的审判方式”了。

 
胡锡进:她被判了死缓。她被一圈政治猜想环绕,怎么判她,都会有新的猜想,都会有人挑不是。这样的案子判得对不对,最终裁判权只能是历史。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是,她杀了人,她差点逃脱刑罚,而且很多人认为她逃脱刑罚在中国“太正常了”。但她现在被绳之以法,并害了显赫的全家。希望中国照这个样子继续走下去
 

谷开来:我感到这个判决是公正的。它全面体现了我们法庭对于法律的特别尊重,对于现实的特别尊重,特别是对于生命的特别尊重。


大风大浪520:对于谷的三个“特别”,民众讽刺说:“杀人了还说对生命的尊重”、“一个故意杀人犯,太讽刺也太不要脸了!”、“薄谷开来表扬判决,好和谐的审判啊”。
 

钓鱼岛风云

 
护身军刀:终于明白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只是一个传说。


雷颐:为什么登上钓鱼岛的都是香港人?大陆那么多慷慨激昂之士为什么都未能成行?看来,大陆公众首先要争取有与香港同胞一样的“保钓出海权”才能真正保钓。
 

莫之许:有人权才能争主权,就这么简单。香港人能去钓鱼岛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保钓这个事情上,大陆屁民还是洗洗睡了吧。
 

莫之许 :自由派要借船出海,混在粪青队伍里打点自由化的标语,在策略上是成立的。但很多自由派是在幻想粪青的突然转向,那就是对粪青太不了解了。长期宣教下出来的民族主义粪青,大多数是重度集体主义乃至种族主义者,不吐个三五年是转化不过来的,自由派混进去,没准当下就如当年天安门三勇士一样被扭送了。
 

泰祺刘庆梅:有关钓鱼岛的反日游行我肯定不去;有关废除劳教的游行我肯定去!钓鱼岛虚无缥缈,是主子的事情;劳教就在我身边 ,废除自己受益。
 

苏小和:煽动蠢货抵制外国人,为政权寻找合法性,这是常规动作,之所以一直这么玩,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能控制。有极个别蠢货不经组织批准抗日进监狱,这是前几年的事情。但也有玩砸的时候,比如慈禧煽动义和团,给自己惹了大麻烦。最后派袁世凯去山东灭了义和团那帮大土鳖,才平息事态。
 

田京波:中國人上釣魚島,日本人堅定不移地把中國人抓了;日本人上釣魚島,中國人堅定不移地把中國人的車砸了。
 

蒲飞 :据说日本警察在钓鱼岛一般这样问登岛者“知道啥事计划生育不?”“不知道”“知道啥是住房70年产权不?”“不知道”“知道啥是黑监狱不?”“山口组开的?”“哟西,是日本人,上去吧,别破坏公共设施啊。”

 
蒲飞 :无论抵制哪国的货,最后都是砸中国人的车,由此可见汽车厂商们都在下很大一盘棋。
 

杨涛: 十四人手无寸铁冲上钓鱼岛保钓,日本警察惊问:贵国的军队呢?答:在维稳,又问:武警呢?答:忙周克华的事,那警察呢?在强拆,不是还有城管吗?在抓小贩,那贵国政府呢?在关心刘翔的脚伤。日本警察大怒:你们也太瞧不起我们日本人了,全抓了。
 

网友:阴暗潮湿的北京某地下室,一瘦弱青年一手拿了2块钱一包的烟,一边看着凤凰网军事频道,愁眉紧锁的他陷入了沉思:国家下一步该怎么走?如何突破美国封锁?如何保住钓鱼岛?如何剿灭反华势力?一个个难题需要他思索,抉择。此时,传来踹门的咣咣声:开门!查暂住证!
 

郎心铁归不来:上联:喝地沟油的命,操钓鱼岛的心,下联:生日本人的气,砸中国人的车。 横批:二逼青年
 

宋祖德:保钓不如保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比保钓更重要,我们没必要配合日本政府丑恶的政治炒作,让钓鱼岛事件升级。只有将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切实还给人民,人民真正幸福强大了,国家就强大了,谁也夺不走我国一寸领土!转移矛盾是愚蠢的,高呼保钓不等于爱国,打砸国内同胞的日系车店者是莽夫!

 
高宝玉:钓鱼岛是中国的,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对此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中国是谁的,我们真的达成共识了吗?
 

杨支柱:西安爱国愤青们打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的标语。我觉得还可以补充几句:“虽然孩子被堕掉,也要收复钓鱼岛;虽然身体被结扎,也要日得AV怕;虽然城管拆我房,我也誓死灭东洋;虽然民政刨祖坟,也要杀光日本人。”
 

胡锡进:本次保钓,中国公众了解了钓鱼岛被日本控制和中国被动的实情。过去很多人不清楚,外交部发言人的慷慨陈词听多了,以为中国城管一跺脚,钓鱼岛就会颤悠。今后的中国将经历各种坏消息的洗礼,希望政府先坚强些,经得起骂,别总惦记控制信息,“引导”舆论。只有坏消息晃不倒的中国,才是强大的。
 

陈光标《纽约时报》广告:郑重向美国政府、美国人民声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右翼分子正在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正在破坏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坚决抗议日本右翼分子最近挑起的钓鱼岛争端和所谓购买钓鱼岛、进行国有化的举动;我呼吁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谴责日本的挑衅行为。
 

环球时报:中国社会必须搞清楚一个事实:政府未对保钓人员登岛提供公开支持,并不意味着保钓人士是孤立的。他们能安全地去,最终能安全地回,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向他们打水炮,而非打真炮,这都是中国国家力量在震慑和护佑。
 

日中新闻社社长韩晓清:保钓人士登钓鱼岛是害国。
 

环球网:目前中国最急需的国家战略目标不是夺回钓鱼岛。既然现在还不是解决钓鱼岛时机,那么,就不要去一次又一次触动两国人民共同敏感的神经,一次又一次挑战两国人民忍耐的底线。不管保钓人士出于什么动机,都不是爱国行为。
 

周克华密码

 
网友: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不是所有的尸体都叫周克华……

 
朱智勇:周克华被击毙,怎么说,民间都不相信,即使发了照片,还都充满狐疑。亲,记得从前你满口谎话,满纸胡言,我们都当真话,我们都毫不怀疑;今天,反过来了,你就是讲真话,咱也只敢当假话。一个人的信用如此,人格就破产了。一个组织的信用如此,合法性就破产了。
 

李和平律师:钱云会怎么死,周克华死没死,都是个死问题?

 
王小山:从周克华案后300人受到表彰一事,忽然想到,警方会不会有人特乐于出现这种大盗?逮不着没事,逮着有奖,日久天长,人性都会被扭曲了。由蒙牛又出事想到,中粮集团接手蒙牛这三年,都在忙活什么呢?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好无辜?
 

疏桐的微博:周克华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胡锡进:周克华的事没完没了,舆论的质疑一个接着一个。我认为这些质疑多少已经娱乐化,是一些人成心找些琐细的质疑点为难一本正经的警方。中国警方做实事还行,但搞舆论公关,他们差多了。更何况,很多气撒在警方身上,发泄的却是一些人对政府的整体不满,属于“指桑骂槐”呵。劝警方该回应回应,但别太当真。
 

李伊琳:周克华人生结语:卑微低调地活着,万众瞩目中死去。
 

肋骨是把刀:看到3万多武警部队抓不到一个劫匪,我就觉得革命有望呀。
 

苏小和:毫无疑问,周克华是杀人狂,但欢庆周克华之死的人们,则是标准的吸血鬼。在人的内心黑暗方面,这些活着的吸血鬼和死去的杀人狂,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懂得什么是爱。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不懂爱,仇恨就会成为主角,人就会变成魔鬼,国家就会变成地狱。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就是这样。
 

宋石男:周克华一死,有网友高呼“死得可惜”,“一条汉子”云云。大谬。周是悍匪,为抢钱而任意枪杀无辜,跟反抗黑暗没有半点关系,他就是黑暗。不要以为黑暗只在官府,黑暗也在个体。
 

刘翔假摔


个人的世界hrw:刘翔就是我党面目的真实写照!
 

watson的新家: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将一场体育竞赛变成偶像化的国家崇拜时,类似刘翔的悲剧还会继续;当一个运动员因只获得银牌而痛心疾首“愧对国家”时,你看到的是扭曲的人性在中国(当然包括北朝鲜)运动员中的张扬。悲剧演变成一场场滑稽的闹剧,闹剧背后是难以名状的辛酸。
 

川行于世:刘翔倒在了伦敦,解说员哭出了提前设计好的眼泪,好吧,你们赢了,你们让刘翔倒了,你们自己去奥林匹克精神吧,我累了。

 
Sunshine-星宇:刘翔不跑步可以去演戏,如果一个把运动当作生命的运动员,哪怕是各种压力,也不会欺骗那么多热爱他的人。各种局长有错,他也有错。
 

段郎说事:说谎有两种:一种是事前无预谋,事后说谎;一种是事前预谋,事后说谎。对于后者,无论戏演的如何精彩,都是对公众智商的侮辱!
 

ZA007829:刘翔在奥运会上摔倒了,做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务委员刘延东,马上第一时间打电话慰问。北京大暴雨迄今死了79人,没有一个这一级别的人出来说一句人话。
 

怪蜀黍迪迦:火车站候车,见一哥们跨过栏杆进入检票。就在这时,一胖胖的女乘务检票人员看到,见其脱口而出:“刘翔都不跨了,你还跨……”


老梁:刘翔好不好,问问局领导;刘翔行不行,问问孙海平;刘翔伤不伤,问问赞助商;伤势大不大,问问冬日那。
 

网友:赵本山赠刘翔对联一副,上联:赚了八年广告费 ;下联:骗了两届奥运会。横批:残奧再见。刘翔回赠赵本山,上联:大款演农民上了二十年春晚台;下联:外籍装土鳖骗了十三亿中国人。横批:坑蒙拐骗。
 

高晓松:刘翔,没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实现了62%,咱不差那点。
 

哈西交警大队宣:刘翔不好当!跨栏易受伤。

 
东方卫报:刘翔知道、央视知道、领导知道 只有观众在傻等见证奇迹的时刻。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刘翔在伦敦奥运会上不怕挫折、坚持到底,体现了体育精神以及奥运精神。

 
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刘翔的精神意志作风使全国人民深为感动,深受鼓舞,振奋人心。
 

三、微言

政论


王丹 :滿清末年, 章太炎有名句:“然則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今日中國,正當如是。

 
刘军宁:面对中国可能出现的变局,应该将暴力最小化,避免将整个社会推倒重来。革命的权利永远不能放弃,但是绝不是要翻天覆地。如果革命不可避免,就把它转化成只影响到政体层面的宪政革命,从而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莫之许:政改和社会发育论的鼓吹者,总是刻意地将辩论对手称之为革命派,这种称呼貌似羞辱了对手,但其实暴露出自己的无知或不诚实,尤其是回避政治反对的不可或缺,更是将自己推到了体制同路的尴尬位置。
 

雷颐:当道竟把“弱势群体”看作当今中国最危险的“黑五类”之一,足见其逢年过节对弱势群体的慰问、关心何其虚假。其实,当道应仔细想一想,为何六十几年还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将这样多的人都视为危险的异类,后果呢?

 
笑蜀:十年反思,最该反思的是维稳,及维稳所代表的新国家主义。08奥运是所谓中国模式亦即新国家主义的加冕礼,也是维稳升级扩张、维稳利益集团坐大进而绑架整个国家的决定性转折点。人心大变,即社会失去希望与耐心,即始于此时。

 
吴祚来:为什么邓小平要摸石头过河?因为无道可走了。后来,摸石头成常规了,河蟹走的路,就成大道了。河蟹是左右横行,你要河蟹权干吗,你是堂堂的人类,人类是政治动物,所以人权就是政治权,人类要的是政治人权,如果将人权贬低为生存权,是将人类低等动物化。有大学校长居然提出河蟹权,还五禽戏呢。
 

杨恒曰:人民日报开始谈政治体制改革了,其实这些都是扯淡,口惠而实不至,政治体制改革首要的标志就是:释放所有政治犯。
 

旁观者马勇:这几天沈阳,和早些天启东、什邡,还有更早时的广东等地群起抗争事件肯定是当代中国大事变的组合部分。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或许还不好评估,但其对现行宪法的挑战无疑应该引起关注。与其不允许游行、罢工、罢市、罢课,不如实事求是放开,允许民众的自组织,允许这些组织可以代表民众与相关方进行谈判。
 

张雪忠:我一直认为,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力量的存在,不但是任何合理的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任何自由、公正、繁荣和稳定的社会赖以建立和维系的基石。正因为如此,对于各种消解政治反对的重要性和正当性的言论,特别是把社会分裂归责于政治反对力量的言论,我都将不揣浅陋地竭力加以批评和辩驳。
 

张雪忠:将今天政治变革的诉求与上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相提并论,认为急速的政治转型将重蹈上世纪的覆辙,这种观点纯属危言耸听,因为两者对未来政治秩序的期望完全不同。另外,越是长期经营的革命,越可能形成革命后的独裁统治,急速的政治转型则很难形成独裁所需的权力基础,并更容易产生某种分权和制衡体制。
 

秋风论道:政治关乎信念、价值、利益,不可能超越左右。局内明确分派,公开博弈,向外寻求支持,就是民主政治了。所谓民主转型就是体制内外在实践中各行其是。超越左右是一个与实践无关的学术命题。
 

章文的文章: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愿学欧美等先进国家,也不屑学缅甸、越南等落后国家,坚持自己的道路,一条道走到黑
 

何兵:要么党改革,要么大动荡。正义已不在当下,但我们看得到。

 
陈永苗:政法委地位是否将被削弱应该拭目以待。维稳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削弱政法委是不可能的。这是知识分子极度渴望改革而出现的幻觉,他们试图不断从体制内的任何变动中寻找蛛丝马迹。

人心

袁国宝:不管哪一个国家,真正的知识分一定是批评政府、反现实的不满分子,这种不满应该是正常现象。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要推动社会进步,就是要批评现实。一天到晚歌功颂德,粉饰天平,怎能进步?合理的不满是进步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猴子要满意现实的话,我们现在都不会变成人。
 

莫之许:俺倒是不反传统,但认为工业革命到信息时代的巨大变革之下,处理复杂的经济、政治和大型社会问题上,传统已经没啥鸟用,只有在文化、小型社会,生活方式等领域中,传统还可以继续发展存在,且不排除因此而对经济政治大型社会问题有支持作用。
 

左春和:虽然甘地说,从你不想做奴隶的那一刻,你已获得了自由。但是,自由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状态,自由应该是在精神拒捕的前提下,向着具体的自由转移。这种自由的路径,已经有上帝的启示:走出埃及,自由的道路已经在生命里头。


左春和:如果一个人能常常感到奴役,说明自由还在心中活着。
 

李冬君:《诗经》,无论“商颂”,还是“周颂”,它们歌颂的都不是“英雄的故事”而是“帝王的业绩”,它们的目标不是为人民建立精神王国,而是为家族建立“帝王世系”。
 

秋风论道:某党的意识形态灌输确实十分成功,大多数人,包括知名学者,一张嘴就是“两千年封建专制”,“孔老二”反动,“小农经济”落后,国民党失民心,某某党得民心,“小推车推出胜利”等等。要让一个喝着狼奶的人吐出狼奶,毕竟太难了。令人同情。
 

苏小和:西方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哲学追问,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中国哲学是一门还没有入门的学问。作为一个被神拣选过的中国人,我同意这个判断。说句骄傲的话,这正是我认为你们短视的地方,而且丢失掉了对儒家文化传统最基本的怀疑与批评。这样的儒家门生,一定不是好门生。
 

姚明:我们内心应该问自己,这个东西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体育在很多时候体现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公民的价值观,如果一块金牌可以超越我们的价值观的话,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价值观比金牌低。

 
崔卫平:就像大饥荒年代、文革年代一样,现在可称为维稳年代。维稳年代的特点是,将一切受损害者当作防范和监控的对象。这就导致一,“敌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就冒了出来,任何人都有可能,尤其是工人农民;二,丧失了对于受损害者的任何同情。从前还有阶级同胞、阶级情谊的说法,现在是对底层人民彻底的冷漠。
 

《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我的痛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徐怀谦跳楼自杀不幸去世。这位八九年毕业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据说患有抑郁症。)


民听


大熊嫂子:昨下午刚搬进来,今早房东就通知了,派出所不让住,赶紧找房,搬走。我现在只想说一句,我操你妈,祖国!

 
任志强:有许多人热衷于打价格战,有许多人热衷于谈论爱国。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将这份勇气,这份热心用于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争取改革,那么我们所生存的这块土地就会变得更加可爱了。
 

赵楚:马克思是个外国人,而且是个对中国相当不友好的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在决策科学与现代社会科学还未诞生的年代,用经院似的的思想方法闭门造车,炮制了一套所谓学说,这一学说及其后续理论在全球史部分实践带来的灾难史无前例,这个人,应该回归历史。
 

秦晖:中国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力,但是连资本主义的义务都不承担;西方社会政府只有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是要承担社会主义的义务。
 

章立凡: 法治国家法自多,草民无奈虎狼何!街坊罢市人怒目,商户关门鬼唱歌。刮地天高涨三尺,巡城血吮汇千河。沈阳若问苍生事,一片哀声逐怨波。
 

陈峰-微博:劳教制度从苏联引进,后来形成中国独有的制度。劳教并非依据法律法规,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所以说,劳教制度是和法制精神相悖的,也是违反人权的制度。
 

于建嵘:来信:教授,我是一名年轻的劳教警察。劳教制度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当权者打压“不听话者”的一种手段。上个月,我们劳教所新来了一名因连年上访被劳教人员,他岁数很大,身体不符合要求,我们拒收。但地方政府为了不让他再上访,通过各种渠道施压迫使我们接收。我们也希望违法的劳教制度立即废除。
 

孙海英:“邓小平曾说过如果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当今中国,贫富两极令人咋舌,以年薪而论,国企老总几千万甚至上亿人民币,而一个贫困山区代课教师365斤玉米。差别之大前无古人外无友邦。谁宣布改革失败?
 

相声演员吉鹏:某国政府工作报告:第一,腐败是当下最大的危险。第二,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第三,制度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吴祚来:反腐败为什么是相持阶段,因为互相持有对方股份。
 

杨恒均:一个声称为人民的政府,连一个贪污了两个亿并携款潜逃美国的县委书记都拦不住,却能够把普通民众微博里的敏感词一网打尽,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泰祺刘庆梅:北京一老友,做维权律师,他办公室赫然悬挂着他和美国布什总统的合影,我很不解,问道:我见过很多单位都是悬挂和中国领导人的合影,以方便自己的生意,你悬挂外国总统在中国有何用?友人答:我先前维权时,国安、国保、片警等小鬼经常骚扰,如今挂上布什像后,小鬼们都吓跑了,再不敢骚扰我。
 

泰祺刘庆梅:认识一广东朋友,因盗窃被判无期,大约服刑15后释放,出来后自己弄个公司经营杂货。今天他电话里兴奋的告诉我他入党了,还说准备在他公司成立党支部,他任书记,镇领导准备发展他做镇副书记,还神气的对我说:你这个无党派人士要服从我这个党员的领导!我开玩笑说:小心我揭你老底。
 

黯然销魂大闸蟹:见了一群七八十的老党员,谈话中意料之外的发现他们政治觉悟奇低。匪裆到底是有多不得人心,连这批月月退休金过万的即得利益都不肯昧着良心为你说话。


官话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和谐权是超越前三代人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第四种人权。和谐权对公共权力的要求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和谐权的诞生,向传统人生理念、现有国家政治理念、当下国际关系理念的重构提出了时代命题。
 

胡锡进:对自由派说几句话。你们触动了国家,制造了国家新的适应性。你们带来了中国进步自下而上的动力。你们已是推动中国改革的合力之一。同时,你们在加大中国的风险,你们有可能捅破中国的承受力,成为中国严重病变的癌细胞,你们已是美国试图撬动扳倒中国的主要杠杆。衷心希望你们最终是中国命运的正能量。


张召忠:对于电视新闻评论员而言,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政治素质就是要求在政治上必须无条件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王蒙:中国的希望还是在党本身。
 

中纪委:世界上没一个政党像我党这样重视反腐败。


中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中华民族的复兴任务已经完成62.74%。

刘澎:宗教法治化的十个问题——共识网专访

发布时间:2012-09-14    09:37    作者:刘澎

编者按:刘澎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普世研究所所长,国内著名的政教关系问题专家,也是长期以来呼吁改革宗教管理体制、实行宗教法治化的倡导者。2011年7月,本网曾邀请刘澎先生做客《共识网》,在“共识在线”与网友互动,畅谈中国的宗教与法治问题。最近,本网就有关中国的宗教法治的问题,对刘澎先生进行了专访,此次专访一共谈了十个问题,包含了刘澎先生对宗教法治及宗教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的基本观点。以下是此次专访的记录稿。由于此次访谈篇幅较长,为方便读者,特将访谈涉及的十个问题,作为要点辑录于文前。关于刘澎先生的其他文章,可参阅本网的学者专栏。

采访人:王科力(共识网内容总监)

                      

(刘澎 资料图)

             宗教法治化的十个问题

      
一、宗教管理体制滞后、法治缺失带来宗教乱局

二、宗教立法是实现社会和谐之路

三、政教关系要转向政教分离

四、政府管理应该放弃工具主义,恪守价值中立

五、宗教团体法人资格的获得问题

六、宗教立法应该怎么处理教产问题

七、宗教立法怎么处理宗教组织的对外交往问题

八、宗教立法如何对待官办宗教?

九,各界对宗教立法有无基本共识

十、为什么需要单独的宗教基本法

一、宗教管理体制滞后、法治缺失带来宗教乱局

1、如何看待“地下宗教”?

       王科力:最近有位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面临的挑战,里面提出了一个 “新黑五类”,也就是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这种提法很让人心生凉意。那么,具体到这位学者提到的“地下宗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干了什么违法的事,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不完善,所以才造成了所谓的“非法”这一现状?怎么认识“地下宗教”的“非法性”?

刘澎:关于“地下宗教”的问题,我觉得有几点需要澄清。第一、怎么会有“地下宗教”这一说?“地下宗教”是一种针对“地上宗教”的说法,有“地上宗教”才会有“地下宗教”。“地上宗教”一般说的是合法的、政府认可的宗教组织。既然有政府认可的宗教组织,也能够进行宗教活动,为什么还有人非要搞“地下宗教”?这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地下宗教”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如果要从根源上说的话,“地下宗教”现象的存在本身暴露了现行宗教管理体制的严重弊病,它是宗教管理体制不适合我们国家老百姓宗教信仰的需求而产生的一个矛盾在社会现实中的反映。为什么这样说呢?宗教是宗教信仰者的信仰选择和对信仰的实践。他们因着信仰结合起来,组成了不同的信仰团体。如果宗教是这样一种模式的话,那就和列宁说的公民个人的“志同道合的联合体”是一致的,就不会有官办宗教这一说了。但是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在阶级斗争时期、在上个世纪 50年代,把宗教作为一种可以控制、管理的一种企业、事业单位来对待。这种对宗教用行政手段管理的结果,使得宗教团体的宗教性大大降低了。为什么它的宗教性降低了?因为这种宗教团体是被政府组织起来的。政府组建的宗教团体难免会受政府在人事、教务、财务上的控制。因为这个缘故,对于宗教信仰者来说,就会感觉到这种宗教团体不再是自己所要选择的那个信仰和那个神(不管他信的是哪个宗教、哪个神)之间的一个通道、纽带,而变成了一个贯彻政府政治主张的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又以宗教的形式出现,所以很多人就感到很别扭、很不舒服,他们就出来另搞一套。另搞一套也就是我们说的“非法宗教”组织,因为它没有经过政府的登记和注册。

还有一个原因是宗教的供应不足,不能满足信教群众的信仰需求。宗教的聚会点、宗教的活动场所长期严重不足,不足之后,政府又不放开,不愿意按照方便、就近的原则,按照群众的实际需求,由信教群众自己设立宗教团体、建立宗教活动场所,导致很多人不能按照自己的信仰就近来过宗教生活。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实践自己的信仰,许多信教群众只好自己搞,这与政治毫无关系,但从形式上看,这种群众自发创办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团体确实没有经过政府的批准,不在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内。

因此我们说,宗教界出现“非法宗教”、“地下宗教”,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上的、有宗教上的、有群众实际生活方便不方便及地理分布上的原因。如果我们完全无视这些原因,而将“地下宗教”,简单地说成是“境外敌对势力”妄图利用宗教颠覆中国政权的工具的话,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所谓“地下宗教”的宗教团体与宗教场所是信教群众为满足自己的信仰需要,自己组建起来的。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教有“三自”爱国会也有家庭教会,家庭教会现在有几千万人。如果说他们是一种按照某种政治的目的被人组织起来从事反政府的这样一种对中国政权造成威胁的一个势力的话,我们不能不问:家庭教会背后的组织者是谁?谁能指出具体的组织者?谁也指不出来!指不出来的原因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国家不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在中国没有外国传教士的情况下,出现了几千万基督徒,这个责任应该由哪个国家、哪个宗教组织来负?谁应该对此负责?无论如何这个责任不在外国,这个原因应该在我们国家内部找。中国在1949年以前有70 多万基督徒,1949年以后到现在没有传教士,要加以管理,要让他们组织起来,这种要求就完全不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如果说信仰某种宗教的人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应该用法律进行惩罚、制裁。这既是为了保护社会的公共秩序,也是为了信教群众的利益,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个。如果只是为了管理的方便,采用行政的手段,设立政府机构,对他们进行管理,这种管理又缺乏法律的依据,这种管理的结果在历史上、在世界各国都有非常不好的负面教训。我们应该通过改革,改掉管理体制中不合理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对以行政管理模式为主的这种旧的宗教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反而指责有宗教信仰的人,把旧的宗教管理体制造成的后果算到信教群众的头上,是没有道理的。

“地下宗教”的说法,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法律上的问题。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所有的活动、所有的组织都应该置于法律的规范之下。如果有法律而不遵守法律,应该对违法的人进行制裁;如果没有法律,也就谈不上守法不守法,无所谓违法。中国至今没有宗教法,“地下宗教”的说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但 “地下宗教”的说法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存在着一种“非法的”、“地下的”、“反政府”的宗教势力。这种说法本身不是一种严肃的法律概念。法治国家中的“地下宗教”是什么意思?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中没有一部法律对此有过明确的法律定义。

对“地下宗教”,还有一个责任问题。在中国,什么是“地上”?什么是“地下”?法治国家只有“合法”、“非法”之分,没有“地上”、“地下”之分。中国有什么东西是长期存在、拥有千百万成员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不知道的?几千万人信仰宗教,是一个客观存在,说他们是没有登记、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组织,的确如此,但他们的存在不是秘密。如果“地下宗教”是公开存在的“非法组织”,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门、执法部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该当何罪?为什么政府要容忍几千万人一直“非法”而不作为?为什么政府长期容忍几千万人不参加政府认可的宗教组织却无动于衷?既然你对它的存在无动于衷,也知道它在哪儿,它干什么你很清楚,你又不制止,你又嫌它保持它的活动,你是什么意思?如果“地下宗教”是非法的,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国家都不应容忍。他们有千万人也好,一个人也好,国家都不应容忍,有多少人都不行。如果不是非法的,是一个人还是十万人,政府对他们都不应该做任何的限制、不应该歧视。“地下宗教”到底是对还是错?是错的就应该坚决打击、依法制裁。如果国家对“地下宗教”问题几十年来都不解决,容忍他们发展到今天,谁应该对这个事情负责任呢?宗教局、公安局应该负责!如果国家负责宗教管理的政府部门对此没有责任,反过来又责怪所谓“地下宗教”是对国家的威胁,这个道理在哪里?

王科力: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要么行政部门不作为,要么现在的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合理?

刘澎:对。但行政管理部门其实没法作为,行政管理部门不作为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究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现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宗教的基本法缺位,行政部门即使想要作为,也没有法律依据。现有关于宗教的法律文件中,除了宪法之外,最高位阶的法律文件是《宗教事务条例》,这个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性文件,居然不是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两个立法机关做出来的,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行政部门怎么以此去“依法管理”呢?你所依之法在哪里?我们能不能用一个行政法规、用一个条例就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规范了呢?不能!这样做至少在法律上来说不严肃,从法理上是说不通的。规范公民基本权利要由法律来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在宪法中属于公民权利的内容,对于这一部分的每一个具体的问题的规范,都必须要用法律的方式进行。到今天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并没有出台,怎么能说“地下宗教”是非法的,“地下宗教”不守法?请问“地下宗教”非的是什么法?所谓的法是什么?是谁不守法?这些都是问题。《宗教事务条例》是国务院推出来的行政法规,没有经过政府批准建立的宗教组织虽然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但《宗教事务条例》本身明显地违反了宪法,违反了《立法法》。因此《宗教事务条例》从出台之日,就备受争议,《条例》本身有一个违宪还是合宪的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应该取消或者说杜绝用行政手段管理宗教的这个模式,应该完善、强化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没有法律,又要进行管理,试问:不在法律的基础上,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管理?没有法律依据的模式能维持多久?如果一直要维持这个模式,那就没有理由指责被管理的对象是“地下宗教”或者是“非法宗教”。

从这个角度上说,“地下宗教”这种社会现象存在的本身揭示了现行宗教管理体制的无效性,是对现行宗教管理体制的极大嘲讽。中国没有任何“地下”的东西,“地下”的东西一出现,我们的公安机关就会发现,就会立即取缔。我们不应对公安机关的业务能力与素质有任何怀疑,不能认为公安机关不知道有所谓“地下宗教”的存在。但政府为什么对“地下教会”不取缔?不仅不取缔,而且这么多年来任其发展。我们要问,公安机关不取缔、宗教管理部门不管理,这个“地下宗教”又不符合某些人要规范宗教的目的,但又默许它存在,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政府的理念与国家治理、行政管理之间的严重脱节。这个脱节应该如何解决呢?应该通过对旧体制的改革来解决。

现行的宗教管理体制已经太老了,没有进行改革,我们用的办法还是五十年代的办法。这些办法如果起作用,当然很好,如果不起作用,应该反思一下它不起作用的原因是什么。是群众有问题?是我们自己的管理有问题?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还是我们的法制不健全?如果对这些问题概不考虑,只是简单地给某些信教群众扣上一个“地下宗教”的帽子,这顶帽子除了能吓唬领导、耸人听闻以外,不解决任何现实问题,无助于中国社会的和谐。对建设法治国家这样一个目标来说,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意义,完全不是建设性的思维。

中国信仰宗教的人现在少说有好几亿人,这几亿人都是人民群众,把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打成“地下宗教”,是对构建和谐社会起了推动作用还是分裂了群众?是巩固还是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毫无疑问,是分裂了群众、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我觉得“地下宗教”的提法非常不科学,是一种既无法律依据、又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什么“地下宗教”,中国现存的任何宗教都不是“地下”的。如果有一个“宗教”组织是“地下”的话,那不是宗教,是“秘密会道门”。因为所有的宗教都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教义,都认为自己是真理,都不怕告诉别人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存在。如果一个宗教是秘密团体,是“地下”的,别人不知道,几十年了,公安机关也不知道吗?现在的“地下宗教”有几千万人,能有秘密吗?“地下宗教”的说法,实在是对中国执政党的诬蔑,是把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与社会控制能力贬低得一钱不值,好像党对中国社会完全不知情、失去了控制。有几千万人人参加“地下”组织,党都不知道,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哪儿、干什么,这可能吗?如果知道而又不采取任何措施,几十年来,听之任之,任由几千万人自由进行“地下”活动,现在来指责“地下宗教”,其目的到底是在指责执政党,还是在指责宗教?

2、“宗教经济”异常繁荣不是好事是坏事

      王科力:所谓“地下宗教”的大量出现反映了我们的宗教管理体制理念、制度与现实脱节,法律体系缺陷很大。但再看看道教、佛教的异常繁荣,它跟现在宗教体制管理有没有关系?如果说基督教、天主教中的问题是因为有“地下宗教”,为什么道教、佛教没有“地下宗教”,也是乱象丛生?

刘澎:同样的一个政策,表现形式不一样,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政府对基督教采取了控制组织、合并教派的政策,不愿意接受官办教会的人就出来另搞一套,对这些人进行打压,最终形成了所谓“地下宗教”。佛教、道教不存在被打压的问题。佛教、道教应该很繁荣、很兴盛、管得很好。但实际并非如此,原因就是虽然政府没有在政治上对于佛、道教进行打压,可是官办宗教、政教不分的问题没有解决。政府把佛教和道教作为自己下属的一部分,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真正钻研义理、弘扬教义的僧人道士不可能掌握寺庙宫观的领导权。很多不懂教义不守教规的人掌握了领导权,看到老百姓对信仰的需求非常高,就与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内部的腐败分子勾结在一起,假借宗教之名进行商业敛财活动,出现了“出租寺庙”、“承包寺庙”,甚至有人要将佛教名寺名山打包上市,公开借佛教名义敛财。佛道教内部戒规松弛、管理混乱、财务不清的现象比比皆是。政府为什么对此不制止呢?因为这里有巨大的利益。“天下名山寺尽占”,许多风景名胜是佛教寺庙所在的地方,寺庙的门票收入十分可观。即使是跟佛教道教没有关系的人、原来不是宗教风景名胜的地方,也修建了很多所谓的佛、道教景观、大型室外佛像;很多不是佛教界的人,也来投资修庙。现在的寺庙,有佛教自己的,有企业修的,有政府建的,有老百姓自己搞的,还有商人搞的,通过这样的手段,政府的旅游、园林、文物、文化、宗教等各种部门都可以把佛教作为盈利的来源,都是“宗教经济”的受惠者。这样做的结果给佛教带来了非常致命的后果,使佛教的商业性过于明显,宗教性和神圣性大大降低了,如果中国的佛教这样搞下去,只能把佛教断送。因为做这些事情的人并不真正关心佛教的宗教发展,他们关心的是用宗教来赚钱,所以即使佛教在一个畸形的道路上非常繁荣,但表面上的繁荣难掩实质上的危机,佛教会被利用佛教追逐钱财的人毁掉。

 

现行宗教管理体制在这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呢?这一点恰恰反映了现行宗教管理体制的失败。它的失败之一就是对于那些利用宗教营利、赚钱、不遵守宗教教义教规的人并不进行任何有效的制裁。不能进行制裁的原因是缺少相关的法律,宗教没有法治,现有的《宗教事务条例》不是法律。庙里有人把佛教信众的钱财贪污了会怎么样?把寺庙的收入据为己有会怎么样?把寺庙里的文物倒卖了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这些事情不能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上解决。寺庙内部的财务问题,宗教团体内部的管理问题并不是政府关注的重点,宗教管理部门关注的是你在政治上是不是跟政府走,听政府的话。如果一个寺庙的方丈、法师在政治上和政府保持一致、没有矛盾,甚至是政府所委派的人,他在庙里为所欲为,怎么干都可以。

反观全世界的宗教团体,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的宗教团体尤其是佛教这么混乱。在法治国家,宗教团体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在社会上要受到群众的监督、行业内部的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同时还要受到法律的监督和约束。而在中国,这几样基本上都没有。中国的宗教团体,信众无法监督它,新闻媒体对宗教的事情很少报道,涉及宗教的基本法律又没有,那就只能是“人治”。只要这个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团体跟政府管理部门的人把关系搞好了,一切问题都好办。因为佛、道教本身在政治上和中国文化没有矛盾,所以政府不认为他们是一种外来势力在中国境内的表现,不是潜在的来自境外的威胁。某些政府管理部门的人还想从宗教场所中渔利,得点好处。政府中还有人想利用佛、道教到海外去搞“宗教统战”,把佛教、道教政治化。

从这几点来说,虽然佛教实际也是外来的,但是它进入中国时间比较长了,汉代就进入了,被看成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政治上不存在问题,在经济上对管理者还有好处,所以佛教内部的管理混乱问题虽然非常严重。可是国家没有从法治的角度上对它进行规范,同时又想在政治上利用它,地方政府尤其想在经济上从中牟利,这就使宗教界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同样是宗教,管理者对天主教、基督教以防范、控制为主,对佛道教则是支持、利用为主。某些地方更是不择手段,大搞 “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将佛教作为盈利的工具。这种背离宗教发展规律的“宗教经济”热,不是依法治国,不是处理宗教问题的有效办法,对宗教、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好处。

3、宗教行政管理体制要改革

王科力:除了“地下宗教”问题,佛、道教的问题,宗教方面还有哪些主要问题?

刘澎:宗教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要解决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实现宗教法治。但搞宗教立法、宗教法治不是为了要让宗教信仰者有特权,而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不和谐、中国社会内部不同信仰群体的利益没有用法律规范、调解的问题。落实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要搞清楚——“宗教信仰自由”到底是在说什么?“宗教信仰自由”,是不是说你有脑子里可以信这个教、那个教,可以今天信明天不信的自由?自由是指人的脑子里的思想,还是指人在行动上可以按照自己的信仰进行实践?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宗教自由或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规定是很明确的,就是法律所要规范的是人的行为,不是脑子里的想法。对想法,我们没有办法来用法律规范,法律能够规范的是人的行为。如果人有选择宗教并且信仰某种宗教、实践某种宗教的自由的话,这个自由就必须包括建立宗教组织、过宗教生活、举行宗教仪式等一系列有关宗教的行为与活动。如果不给信仰宗教的群众这方面的自由,或者说不承认他们在行为上有实践宗教信仰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苍白、抽象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我们理解了“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对人的宗教信仰行为的一种权利规定与保护的话,我们就应该把这种保护上升到制度安排和法律建设的层面,而不应该用行政法规或行政手段、行政方式代替法律对它进行规范。宗教并不是一个什么特殊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有宗教,各国的政府都要处理涉及宗教的问题,但是处理宗教问题要依法办事,要根据法律来处理。要处理好宗教问题,首先要把规则定好,要把法律完善。有了法律以后,政府就没有必要再设立行政机关管理宗教,不需要把宗教群体特殊化。我们现在管理宗教的办法一是没有法律,二是政教不分,在管理上把宗教信仰者特殊化。特殊化的表现就是设立政府宗教管理机关对信仰宗教的人进行管理。这种做法使得一大批信仰宗教的人心情很不舒畅,因为他们不能够在有关宗教的人事、教务、财务上按照宗教的规矩实行自主管理。

另一方面,政府为了达到某种政治上的目的,有时还需要对某种或某些宗教、教派予以支持。为了把自己支持的宗教组织办好,政府不惜动用国库或者说纳税人的钱来资助宗教。例如,对于“爱国宗教团体”神职人员的住房,宗教场所的维修、建设,神职人员的培训、教育,宗教院校的建设,宗教团体的海外交流等,政府都给予资助支持。从政教分离的角度上来说,国家花这些钱没有道理。政府不应该用国家财政去支持任何宗教,也不应该用国家财政去压制或者是反对任何宗教。宗教的事情应该由宗教团体自己解决,不应该由国家负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使国家一方面在保护宗教自由方面不落实,另一方面又深深地陷入了“政教不分” 的状态之中。

这种做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因为从国家性质上来说,中国应该是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待宗教的基本政策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前提首先是要尊重宗教。如果不尊重、不承认信仰宗教的人,就没有必要保护。如果保护、尊重宗教信徒,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才谈得上动员他们或者说和他们携起手来一块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定位的前提是把他们看成是敌人,还把他们看成是人民?把他们看成是人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有各种办法,我们应该实现非常明确的法治,用法律的形式把人民内部的各种权益、责任都规定清楚。如果他们是敌人,我们应该对他们实行严厉的打击,把他们都消灭。如果我们不能把信仰宗教的人定义为敌人,而是把他们定义为人民,但又不愿意用法律来规范和调节信仰宗教的人和不信仰宗教的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然是混乱的,没有规范,没有依据,没有一个标准。

再下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当鸵鸟。我们明明看见了这些问题,却不承认这些问题;要解决宗教问题,却不和信仰宗教的人对话,不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制定游戏规则却不征求参加游戏的人的意见,不承认他,不邀请他来一块制定规则,你定的这个规则就不起作用。

刚才说的这几方面,现行宗教管理体制都没有起到作用,体制本身已经失灵了,不起作用。改革体制应该如何改?首先应该从对话开始。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不愿意和宗教信仰者进行充分、完全的对话,政府把宗教信徒分成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听话的给予承认,不听话的不承认。但你不承认不等于他不存在。既然你不承认他,当然没法去征求他的意见,最后还是用行政手段,没有转向法治。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13亿人的国家,好几亿人信仰宗教,关于宗教的最高位阶的法律文件竟然仅仅只有一个行政法规,用这样的一个由行政部门自己设立、自己解释、自己执行、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无关的行政法规,能不能规范公民的基本权利?能不能妥善处理宗教问题?能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虽然很多方面是依法办事,但在宗教方面却是例外,因为根本就无法可依,所有涉及宗教的问题法院不受理,宗教问题没有进入法治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政府做多大的努力,说多少话,结果只能是你说你的,信教群众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二、宗教立法是实现社会和谐之路

这样的一个状况就会使得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出现不协调、不和谐。和平时期无所谓,当国家、社会发生动荡的时候,当其他领域里矛盾比较激化的时候,宗教难免也会产生连带的或者是相关的反应。原来跟政治毫无关系的宗教,就有可能被政治化,变成对执政者的巨大的挑战力量。

这种挑战不是源于宗教的教义,而是因为参与政治的人需要有一种有效的动员形式、组织形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历次的农民起义都跟宗教有关,就是因为宗教有良好的动员组织形式。发动起义的政治领袖不是宗教领袖,与宗教本来毫无关系,但当他们找不到一种比宗教更好的组织网络、更好的动员办法时,往往就会借用宗教的形式,达到政治的目的。当政者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好的办法不是消灭宗教,向宗教开战,而是在和平时期就要尊重宗教、保护宗教信仰者、认可宗教团体的权益,与宗教信仰者、宗教团体、宗教领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让他们感觉到执政者对宗教价值观的尊重。只有这样,宗教才不会成为执政者的挑战。如果宗教信仰者感受不到政府对宗教的尊重,国家在制度层面上也没有保护宗教的法律,甚至在和平时期将宗教作为一种需要防范、限制的力量,一旦局势有变,执政者就很难避免宗教不被卷入政治。这样的历史事例不胜枚举,执政者应当重视历史的经验,不要自己将宗教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就中国今天遇到的政教关系问题的根源而言,主要还是由于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宗教的体制严重过时,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有宗教,但是为什么大部分国家不设宗教行政管理机构,而要用法律的方式管理宗教呢?就是因为法律是一种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最合理、最透明的管理方式。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式,我们可以再探讨。但有一条是肯定的,法律的方式、法治的方式要比行政的方式、行政手段好得多。这一点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取消了那么多行政管理机构,从一级部到七级部、轻工部、化工部都取消了,中国经济并没有发生混乱,中国制定了很多跟经济相关的法律,完善了关于经济的法律,开放了经济市场,中国的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宗教领域里,宗教人数有很大增长,出现了许多问题,却没有法律。我们还是坚持用50年代宗教行政管理的办法,来对待21世纪出现的完全不同于50年代的宗教问题,怎么可能解决宗教内部佛、道教的混乱问题、天主教、基督教的“地下宗教”问题?不可能解决!因为在广大宗教信仰者的心目中,宗教政策早就破产了,完全失去了威望,政府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能够让群众感觉到可以信赖的作为。当一个政策不能取信于人民,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的时候,你还要贯彻这个政策就得付出巨大的代价。举一个例子,当政府已有的宗教行政管理机关——宗教局不能够有效地管理宗教而又希望强化管理的时候,就会把公安局拉进来,借助专政力量进行管理,久而久之,政府就把原来宗教管理中临时的、偶然使用一下的高压手段和暴力手段当成了经常性的、主要的工作手段,结果是极大地浪费了政府的政治资源和行政资源,提高了社会管理的成本,同时还激化了社会的矛盾。这种办法不可能解决宗教中已有的问题,只可能产生更多的新问题。所以用法治的办法来解决宗教问题是向着社会和谐、和解的方向前进;用高压的方式、用行政的方式来对待宗教问题,只能脱离群众,削弱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把群众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这样的一个形势非常清楚,道理非常简单。对于老百姓来说,信仰宗教是一个常态。所谓常态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都会有人信仰宗教,一个国家里有人不信宗教有可能,但是所有的人都不信仰宗教或者绝大部分人不信仰宗教没有可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在阶级、政党、国家消亡之后,才可能谈宗教的消亡。既然政党、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有宗教的消亡;既然宗教不可能消亡,那么由世俗政权对宗教开战和施压,就只能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

正因为这样,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里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胡锦涛总书记这样一个讲话是一种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表示。执政党意识到了宗教在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发表之后到今天为止,各地各级领导并没有为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在法律制度上、在行政管理上有任何新的举措。宗教方面的欠账始终没有还,宗教领域里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不断涌现,矛盾一直在积累,基层政府要么是不作为,要么是胡作为,要么是错位,他们没有从如何“发挥宗教在推动、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这个角度出发来团结信教群众,反而从怎么样便于自己管理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的行政管理。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疏远了信教群众,加深了信教群众和政府的对立。当其他矛盾到来的时候,由于宗教这个领域里的政策错误,政府不得不为过去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看到,某些地区信仰宗教的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不能得到解决的时候,他们的宗教信仰就会强化,而且会成为当地发生问题的因素之一。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能把宗教问题处理好,就不可能让这个社会实现真正的和谐和安定。大量的少数民族信仰宗教,汉族也有上亿人信仰宗教。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如果他们和其他的群体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这个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定。

怎么办?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回到法治上来,所以要在宗教领域里实现和谐,要做到可持续性发展,没有法治这一条不行。但是到今天为止,宗教问题被刻意掩盖了,好像我们的宗教领域不存在问题,好像我们的法制很完善,好像我们的宗教信仰者心情都很舒畅。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很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再等下去恐怕没有多少时间了。这个矛盾不可能因为消极拖延而得到解决。有矛盾不可怕,宗教有问题、有矛盾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我们掩盖这种矛盾,尽量把矛盾拖后、延迟解决。这个时候的情况就是好像很平静,或者你用高压的手段维持了一个虚假的稳定,但是日后矛盾爆发出来,情况只能更加严重,后果更为惨烈。所以不能因为宗教方面有问题、有矛盾需要解决,只要我们拖着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自动消失,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正视矛盾、正视问题。宗教方面的问题,核心就是管理体制和宗教的发展之间严重的不对称、不适应。社会变化了,时代前进了,宗教人数增加了,我们的政策不变,管理的办法不变,我们以不变来应对社会的变化,这之间产生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要解决宗教方面的问题,就需要邀请宗教团体、宗教信仰者代表与社会各界就宗教法治问题达成一个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规则,也就是说进行宗教立法,最后从法治建设、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上消除宗教和非宗教之间发生矛盾的根源,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办法。

 

三、政教关系要转向政教分离


王科力:如果说到宗教立法,有几个非常根本的概念需要厘清,包括如何理解宗教,如何理解宗教自由,如何理解政教关系,您刚才已经谈到了我们的宗教观需要修正,也谈到了宗教自由是实践自由而不仅仅是信仰自由。您能不能再谈一下应该如何理解政教关系?为什么要采取政教分离的模式?


刘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社会、神权社会过来的,最初是“政教不分”,政权与神权是一回事。随着社会的发展,后来逐渐产生了脱离了神权统治的世俗政权,政权与神权不再是一回事了,但世俗政权与宗教神权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并不是一个模式。世界上现有的政教关系模式,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主要无非有四种:


一是政教分离型。世俗政府是一元,宗教是一元,世俗政权和神权是二元体系,政府和宗教团体没有关系,互不介入、不干涉,双方关系由法律调节,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二是政教合一型。正好与政教分离型相反,世俗政权和神权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世俗政权和神权完全一致,像塔利班政权、梵蒂冈就是这样。这样的国家已经不多了。三是教高于政型。有很多国家把某种宗教立为国教,使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不得挑战国教的地位。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宗教领袖比世俗政权的领导人具有更高的权威,伊斯兰教经典《可兰经》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世俗政权与神权是两套班子,世俗政权以宗教的教义为执政原则,受神权支配。四是政高于教型。这种模式正好与第三种模式相反,世俗政权有一套与宗教毫无关系的政府机构,掌握国家的全部权力,政府的权威绝对高于宗教的权威;宗教不能挑战世俗政权,政府领导宗教团体,宗教团体必须接受和服从政府权威。这个模式有个特点,宗教必须与世俗政权分离,但世俗政权并不与宗教分离。也就是说,宗教团体不能介入政府,但政府可以随意介入宗教团体,所以不能说是政教分离。以前苏联为首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都是这个模式。但现在的俄罗斯已经不使用这个模式了,东欧那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纷纷放弃了这个模式,继续坚持这种模式的国家所剩无几。除了这四种主要的模式之外,还有一些这些模式的变体或混合体,但基本上就是这四种。


中国是哪种模式?很显然,属于政高于教的模式。这是受前苏联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与计划经济时期处理政教关系问题的色彩。现在我们不搞阶级斗争、计划经济了,还用这个模式就没有什么道理了。按照中国的情况,今天我们应该采用政教分离的模式。为什么要把政教分开呢?就是因为一个社会需要进行规范,各种关系需要协调,公共事务需要有管理者,这是世俗政权的职责;同时,一个社会又需要有宗教,老百姓要有精神追求、有信仰,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互有分工、互不干涉、各有各的领域。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指的是宗教信仰、精神生活、神权,凯撒指的是公共秩序、社会生活、世俗政权。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建立军队,维持秩序,修桥补路,管理社会的各种公共事情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个人是否信仰宗教、满足自己的信仰需求,应该属于个人选择,政府无需过问。当然,也不能因为个人有宗教信仰,就把宗教信仰强加给国家,强加给世俗政权,把世俗政权作为贯彻宗教的工具,这也是错误的,中世纪里曾经有过这个情况。正确的做法是实行政教分离,这是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表现。


“政教分离”这四个字指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政治和宗教的分离,政治和宗教是分不开的。“政教分离”指的是政府和宗教团体的分离。这两个东西有两个中心,政府在社会生活里是中心,上帝在教会组织与宗教生活里是中心。这两个中心应该是二元体系,是分离的。分离了以后,如果没有人信仰宗教,那就无所谓了;如果有人信仰宗教,谁来维持宗教,谁来支持宗教,谁来办这个宗教,是信仰宗教的那些人自己的事,和政府没有关系,政府不参与、不介入宗教的事情。宗教办得好,人很兴旺,很好;办得不好,衰落了,甚至消亡了,也无所谓,这是宗教自己的事情。政府既不要去压制宗教,也不要去扶植宗教。因为政府是代表公共利益的,而人民大众老百姓是分成不同信仰的,各人信仰不一样,所以大家信仰上的问题应该由大家自己去解决,世俗的公共的事物由政府去管理。宗教团体也不应该介入政府,不应该干涉宗教之外的世俗事情。上帝和凯撒的分工要清楚,各自的领域要明确,这样的政教关系就不会出现紧张,发生矛盾。因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不一样,不在一个领域里活动。一个是在精神领域,一个是在物质领域。二者之间应该有一个墙把他们隔开,这就是“政教分离”。如果这两个东西不分,无论是“教高于政”还是“政高于教”,都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当然了,“政教合一”更不好,那是从中世纪的做法,那个时候一般国家还没有脱离神权统治,国家只不过是实现宗教目标的一个形式。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社会前进了一大步,社会向着法治的方向发展,世俗法律不再从属于教会法,独立完整的法制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了,社会向前进了。所以从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角度上说,现代文明、法治国家一定是政教分离的国家而不是“政教合一”、“教高于政”或“政高于教”的国家,这是历史事实。


四、政府管理应该放弃工具主义,恪守价值中立


王科力:中国的宗教管理体制,有人说对宗教是“从根本上限制,从枝节上扶持”,这种思维现在的市场还大不大?会不会成为以后宗教立法的一个比较大的阻碍?


刘澎:我觉得政府没有“从根本上限制、枝节上扶持”的政策。政府的政策不是根本和枝节的问题,而是基于政治的考虑。它对宗教的考虑是宗教能不能为党服务,为政治服务,成为党在推行它的方针政策与政治路线时的一种有效工具。宗教如果能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对宗教就是“根本上支持,枝节上也支持”;如果宗教不能服务于党,那就是“根本上限制,枝节上也限制”。政府对宗教教义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但对宗教所具有的力量能不能为党所用或对党造成威胁很感兴趣。它是从一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对待宗教的,是一种政治考虑,而不是从哲学上唯物唯心的角度对待宗教的,更不是从道德上、价值观上考虑的。但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公开确立的宗教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然而由于各个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不一样、工作重点不一样、所处的背景环境不一样、党的领袖的主张不一样,因此不同阶段党与宗教的关系不一样,对宗教团体的要求不一样,在处理宗教问题的具体做法上,不同宗教、不同地区也不一样。所以有人可能会有一种矛盾的感觉,觉得中国政府对待宗教好像是“从根本上限制、枝节上扶持”,其实不是这样的。关键还是看哪些宗教、哪些教派、哪些组织、哪些人对党和政府有利,哪些有害;有利的就支持,不利的就限制。对待宗教的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态度,的确会对宗教立法造成不利的影响。


五、宗教团体法人资格的获得问题


王科力:下面几个问题是关于立法技术的。我们的宗教立法对宗教团体法人资格的取得应该采取备案制还是审批制呢,哪种制度比较好?为什么?


1、法人类别中应该增设宗教法人


刘澎:宗教团体的法人资格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宗教团体法人资格的适用类别,其次是宗教团体申请获得法人资格时的审批。先说法人资格的类别问题。中国现在有四种法人资格: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这四种法人中的前三类完全不适用宗教,只有第四类社会团体法人可以考虑。社会团体有受国家资助与领导的官办团体,也有非官方的民间组织,情况比较复杂,但它们的共同点是要到民政局进行登记。而我国的社团登记实行的是“分级管理、双重负责制”,就是一个社团必须要由有政府背景的业务主管、主办单位批准后,才能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宗教团体如果找不到业务主管、主办单位,从程序上说就不可能进行登记。但中国的政府机关没有一个是办宗教的,而且办各种宗教。即使找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也不容易,如果政府有一个声称自己是主管各种宗教的单位,是各种宗教的上级,岂不是证明了中国的宗教团体是地地道道的“官办宗教”吗?比如中国的作家协会,它的主管单位是文化部,文化部促进文化的发展,天经地义;中华慈善总会,它的主管单位是民政部,目的是促进与管理慈善事业。各个行业的协会,主管单位是各行业的国家部委,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宗教团体是有神论者的群众组织,由信奉无神论的政府某个机构,例如宗教局公开担任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团体的上级业务主管单位,其宗旨究竟是促进宗教还是控制、限制宗教,是办政府自己的事,还是为宗教团体“服务”,很不好说。让宗教团体找一个政府机关当“婆婆”,充当自己的主管,实在是一种讽刺。因此,宗教团体要登记为法人,首先需要确定它适合哪类法人。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法人类别,可以考虑增设一个宗教法人,宗教法人不是机关法人,不是企业法人,不是事业单位法人,也不同于社会团体法人,它只适合于宗教团体,其他的法人适用于非宗教的组织、团体。增设宗教法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政府与宗教团体关系不清的问题,让宗教团体在登记时无需找一个政府“业务主管”单位当“婆婆”。如果不增设宗教法人这样的一个新的法人类型,就必须修改《社团管理登记条例》,撤销社团登记时必须要经业务主管单位先期批准的规定。否则,宗教组织要登记为法人,很难操作。


其实,民政部门在为宗教团体办理登记时,并不是完全按照《社团管理登记条例》平等对待所有的宗教团体,而是将宗教团体分成两类,一类是政府承认的“爱国宗教团体”,如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些团体是各级政协的成员之一,它们的领袖也在各级人大、政协任职,政治上绝对可靠。宗教局与这些“爱国宗教团体”的关系犹如政府与国企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爱国宗教团体”及其分支机构、基层组织实际上无需登记。因为即使它们不登记,各级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门也早已从政治上承认了它们,甚至是它们成立的主要促成力量。登记不登记,对“爱国宗教团体”来说,不过是个形式。另一类是政府不承认、未经批准的群众自发性宗教团体,如各种类型的“家庭教会”,宗教局不承认它们,民政局不予登记。所以中国的宗教团体很奇怪,无论是政府承认的还是不承认的,实际上都不存在必须到民政部门登记的问题。“爱国宗教团体”用不着登记,“家庭教会”不给登记。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政府对待宗教与宗教团体,实际上还是政治考虑,给予的是政治待遇。政府承认的宗教团体无需民政登记就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政府不承认的,根本不存在准予登记的问题。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的登记是法治社会公民的权利,中国的宗教还处于法治之外,“享受”的是“政治待遇”。从深化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来说,宗教团体的登记,涉及到社团登记管理体制与宗教管理体制两个领域的制度改革问题,是一个政府是否愿意将对宗教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的管理从政治对待、行政管理逐步转为法治的问题。目前,民政部已经在广东开始了无主管上级社团登记的试点工作,希望宗教团体登记制度的改革,也能早日成为现实。


2、宗教团体登记不能搞实质性审查


第二个问题,是宗教团体登记的审批问题。假设我们把宗教团体归入社团类的组织中去,或者单设一个宗教法人,不考虑社团登记所要求的“主管”单位问题,登记的时候应该如何审批?是程序性的审查还是实质性的审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你是企业,你登记的时候要由工商局进行审查,有一套硬指标。例如你是否具有创办企业的资质、有没有一定数量的注册资本、有没有营业地点、经营范围是否合适、企业名称是否妥当,等等。不符合这套标准不能登记。机关、事业单位、社团的登记不在工商局,在民政局。民政局办理登记手续的时候,不对申请者进行鉴别,只看是否有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或介绍信。主管单位代表了国家权力机关,它写一个介绍信,把它要负的审查责任全部承担了,盖了章,申请者拿着这个介绍信或者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到民政机关办理登记,民政局就无需再做审查了,只是办个登记手续而已。现在官方承认的宗教团体可以登记却不一定去登记,不承认的宗教团体没有办法登记,问题就在于没有政府单位为它在登记之前出具一个批准文件。


如果由政府宗教局负责审查要登记的宗教团体,审查之后给“合格”的宗教团体写一个批准文件,让宗教团体拿着这个文件去民政局登记可不可以呢?绝对不可以!因为这样做就等于让中国政府设立“宗教裁判所”,对所有申请登记的宗教团体进行审查。我们知道,要对一个宗教团体、宗教组织进行审查,然后给出它是不是宗教、是好宗教还是不好的宗教、是真宗教还是假宗教、是宗教还是邪教的结论,需要设一个宗教裁判所。这个宗教裁判所本身必须具有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一个世俗政府的机构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功能,不可能对宗教团体的宗教性进行判定。即使按照宗教标准,也很难操作。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义,你是根据佛教的标准来定义伊斯兰教,还是根据天主教的教义来定义道教?即使对同一种宗教,你是根据华严宗的标准来定义禅宗、净土宗,还是根据长老会的标准来定义安息日会?你有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即使你能定义,精通各种宗教,还有一个问题,谁给予了你宗教上的认可权?如果宗教信仰者不认可这个政府机关的宗教审查权威,只认可宗教团体内部的宗教权威的时候,你用什么理由说服他?假如我是某个宗教的信徒,你根本不是我这个教的人也不相信我这个教,你凭什么定义我这个教?如果你是我这个教的人,那你怎么可能公平地定义其他的宗教?所以,国家根本不应该设立“宗教裁判所”,这不是政府该干的事。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只做两件事情,第一是制定正统信仰的标准,第二是维护正统信仰标准,惩罚不接受正统信仰的一切人,将其定为异端,异端就得上绞架、火刑架。这时候我们就知道,由国家对宗教团体进行实质性的“认定”、“判断”是极其危险的。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国家永远不可做宗教裁判所,国家永远不能做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不是国家的任务,世俗政权没有义务去裁判、定义谁是宗教谁不是宗教,谁是真宗教谁是邪教,谁有资格当宗教领袖谁没有资格。政府应该明确一条,任何时候,对宗教的审查都不是政府的任务。

3、宗教团体的备案登记与程序性审查


但政府不进行宗教审查并不是说不可以为宗教团体办理登记手续。这里的关键是政府在接受宗教团体的登记时,应该关注什么。对于宗教团体的教义、宗教组织的性质、背景、宗教组织负责人与宗教神职人员的资质、宗教典籍的源流与解释、宗教团体的资金来源、宗教团体成员的构成与个人信息等,政府不应该进行审查。这些事情属于宗教内部的事务,应该由宗教团体自己处理。一个自称是宗教团体的组织,要向政府申请登记、获得合法地位时,政府应该考虑什么呢?第一,有没有一个适用于宗教团体登记的法律规范?国家设立的法人类别是否适合宗教团体?第二,在解决了宗教团体的法人类别适用问题之后,这个宗教团体的登记申请是否在法律上合乎登记的程序。政府民政部门有义务告诉来登记的宗教团体,你要有名称、有固定的场所、有负责人,有了这些就可以登记了。这种是一种备案性质的登记,也可说是“备案制”。所谓“备案”,就是申请登记的宗教团体要告诉政府自己的组织叫什么,信仰的是什么,负责人是谁,设在哪里。政府民政部门在记录这些信息时,有必要核查这些信息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备案时的这种“审查”,是一种程序性审查,不是对宗教团体内容的实质性审查。程序性审查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宗教团体完成登记,取得法人资格,不是为了鉴定宗教团体的资质与好坏,没有价值判断在里面。这种备案核查对所有的宗教团体一视同仁。至于来登记的宗教团体到底属于什么宗教,教义如何,采用何种经典,领袖与神职人员的资质如何,钱从哪来,政府没兴趣也没有必要知道。你是什么教,你可以向别人去解释,也可以不解释,但政府对宗教的这一套应该是不介入,置身在外。你把你的信息告诉政府,政府给你一个备案就可以了。这个备案并不说明政府认可你的教义,只是表明政府知道你的存在,你得到了与其他社团同等的合法地位。这样的话,政府就会处于一个超然的地位。所谓超然的地位就是政府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不对任何宗教团体的资质与宗教性予以判断。政府的任务是给大家办事,办事的依据是法律,不是教义。政府的民政机关没有解释、审查、鉴别、判断宗教的义务,只负责对宗教团体进行备案登记,备案时进行程序性的信息核查。


还有一些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备案登记,这些团体虽然没有备案登记,并不因此就应该被视为“非法”,它们的结社权利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不能因此而被剥夺。它们应该被视为民间自发的群众组织、信仰团体。它们与备案登记的宗教团体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是否具有在社会公共领域活动的资质上。备案登记的宗教团体可以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开展慈善公益活动,如同所有在社会公共领域开展活动的其他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一样,它们既然要在非宗教领域内活动,就应该取得法人资格,应该向政府备案登记;而没有备案的宗教团体可以作为民间的私人组织,在私人领域内活动。当它们要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时,应该向政府备案登记。


4、如何对待新兴宗教与“邪教”的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出现很多新兴宗教、很多“邪教”?会不会有很多人自称是宗教、打着某种宗教旗号来备案、来登记呢?会的。怎么办呢?我的看法是,所有的人,不管本着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它自称是宗教团体,愿意到民政机关申请备案登记,政府都应该接受它的申请,让它登记(其实就是备案)。登记了以后它不是宗教,或者不是我们熟悉的宗教怎么办?解决的办法有两条:第一,看这个登记备案的“宗教团体”是否遵守法律,如果它不守法,不管它是不是宗教、是什么宗教,国家都应该坚决依法对它进行制裁,应该让违法者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与这个组织信什么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如果这个登记备案了的组织没有违法,而且获得了群众的支持,有人拥护,政府就应该承认它、保护它。这种承认与保护与这个组织的信仰也没有关系。因为一个得到人民群众支持而又守法的“宗教团体”,不存在政府对它是不是欣赏的问题。政府对什么是宗教不做判断,不能拿政府自己制定的一个所谓“宗教”框框,去套每一个“宗教团体”。政府不设这个标准,政府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法律。我们主张宗教立法,就是为了解决宗教领域里的法律规范问题,为了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对政府来说,一个自称是“宗教团体”的组织究竟是不是宗教、是什么宗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不是遵守法律。没有法律,一切都谈不上,有了法律,一切都好说,按法律办就是了。所谓“邪教”,是相对“正教”而言的,但“正教”、“邪教”都是宗教内部的事,谁正谁邪,政府不参与、不介入。政府要做的是,谁守法保护谁,谁违法制裁谁;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谁信什么都无所谓,政府应该尊重群众的信仰选择。政府这样做,“邪教”出现的可能性反而很小。


王科力:让所有的宗教团体都登记,等于放开了宗教,会不会出现混乱?


刘澎:不会出现混乱。因为宗教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在一个开放的宗教市场里,如果很多人都来办宗教团体,每一个人都想搞一个宗教团体、宗教组织,有没有可能呢?没有可能。原因就在于这些宗教组织可以成立却不能维持,维持不下去。维持一个宗教组织的存在必须要有足够的信徒,才能够在财政上获得必需的支撑。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如果人人都来办宗教,一人一个宗教,大家都是领袖,谁当信徒,谁当群众,谁掏钱呢?你办一个宗教,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就不办了。举个例子,在一个十万人的县里,人人都来成立宗教团体,结果搞了十万个宗教组织,每一个组织一个人,结果当然是维持不下去,所以即使政府放开手让大家办,也不可能出现十万个宗教团体。能不能有一万个宗教组织呢?也不行,因为十个人养活不了一个宗教组织。能不能建一千个呢?也很困难,因为除去未成年人和不信教的人,剩下的人养一个宗教组织,这个组织很难发展壮大。建立一百个宗教组织,每个组织几百人倒是有可能,但是这一百个宗教团体成立以后,竞争会非常激烈。每一个组织都希望自己发展壮大。在竞争过程中,每个团体都要拼命表现出它的正义性、神圣性来。在表现的过程中,有的组织做得成功就吸引了人,有的组织做得不成功吸引不了人。最后这个县里只会剩下几个、十几个宗教组织。当这个县的宗教格局形成之后,再有新的人想搞新的宗教组织,就等于是要重新划分宗教市场,原先那些大的宗教团体就会竭力发挥自己的优势,维护自己在宗教市场上的份额,新的宗教团体如果不是做的特别好,就没有办法取代原先的宗教团体,改变不了这个县的宗教格局,最后只能自生自灭。绝大多数新兴宗教都是这个下场,这就是宗教自由、宗教竞争的结果。这里面并没有谁反对大家成立宗教组织,每个人都可以成立宗教组织,你可以成立我也可以成立。我成立组织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的人挖过来,你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地区里只能存在一定数量的符合群众需求的宗教组织,超过了群众的需求,就存在不下去。所以放开宗教,并不会让宗教泛滥,出现宗教混乱。


相反,正因为有了宗教市场,建立了宗教团体的竞争淘汰机制,凡不以宗教为目的的人成立的“宗教组织”必定会被信徒看出来是假宗教组织。能够吸引宗教信徒的是真正的宗教组织。 假宗教组织在和真宗教组织的竞争中必然会被打败,最后不得不退出市场。在美国,谁都可以宣布自己是一个宗教团体,但维持不下去的就得关门。所以美国每年有大量的新兴宗教产生,又有大量的新兴宗教消失。走到今天,美国的主流宗教还是那些老教派,并没有因为实行宗教自由而导致宗教的混乱,美国政府也没有说过一句不许新兴宗教团体成立的话。但新成立的“宗教团体”能不能维持下去,能不能在宗教市场的竞争中取胜,是另一回事。所以美国的宗教有市场、有竞争、有繁荣,但不混乱。而在信仰供应短缺、供应不足的国家里,因为老百姓的信仰不能得到满足,反而容易出现假宗教、伪宗教。这种现象的产生,客观上反映了信仰产品供应不足,严重短缺。当人们的信仰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寻找替代品,替代品就会有市场。如果开放宗教市场,实行宗教自由,完善宗教法制,你想搞宗教就在这里搞,只要老百姓跟你走就行。如果没人跟你走,对不起,你就只能关门,谁也怪不着。美国用这个办法淘汰了99%的新兴宗教和所谓的“邪教”,老教派的地位在竞争中保持了动态的稳定,虽然近年来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也有一点影响,但仍然是美国宗教的主流。美国宗教的这个格局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美国政府对谁也不支持、不反对。宗教市场的秩序是因为信仰产品供应充足、宗教组织竞争激烈、法律制度完善健全。真正的宗教组织在宗教市场上通过竞争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吸引了信徒群众,使得那些企图假借宗教骗钱骗色、实现非宗教目的人无处立足,最后只能收摊拉倒。


所以,开放宗教市场,实行宗教自由,完善宗教法治,准许所有愿意备案的宗教团体进行备案登记,不仅不会造成混乱,反而能够从根本上杜绝“邪教”、消除宗教混乱。这就如同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商品一样,如果允许顾客对市场上的商品实行自由选择的话,大家选择的结果就会把伪劣商品驱逐出去,因为顾客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可以比较了以后再比较,直到找到最好的。在这个过程中某些伪劣产品可能会短暂的出现,但是它们的出现都是昙花一现,不可能持久。从长远来看,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只能是对群众有利,不可能为假冒伪劣产品带来机会。


这样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在这个市场的外面修一堵非常坚固的墙,这个墙就是法律。法治健全了,市场才可以开放。这一条在宗教团体的登记问题上也是一样。所有在政府那里登记备案的宗教团体,如果不搞宗教,搞别的怎么办?好办!任何不搞宗教搞其他事情的,传销的、骗钱的、敛色的、残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不管你是搞什么的,只要不是搞宗教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现成的法律对你进行制裁。即使你是搞宗教的,杀人放火、谋财害命、损害他人利益、危害公共秩序,也不行,也得受法律制裁。只要违法,法律就要制裁。


有了这两条,宗教自由与宗教法治,所谓的“邪教”、异端、各种假冒伪劣的信仰团体就都不能存在了。因为一方面有市场竞争的强大压力,一方面有法律的严格规范,你不按法律办事,你被视为挑战法律,以身试法要受法律制裁;但你按法律办事就得加入竞争,可是你不是真正搞宗教的,竞争不过真正的宗教,最后你觉得既然我的目的不是搞宗教是赚钱,我干脆办一个公司直接赚钱就完了,何必搞得这么复杂,还要用一个宗教的形式来赚钱?在美国的宗教市场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被反复证明的事实——谁利用宗教谁完蛋。


美国宗教团体的有序竞争还得益于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就是所有美国宗教团体都享有的免税资格待遇。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税收管理非常严格,国家对个人的其他方面不问,但对你的税收是一定要问到底的,对一个单位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宗教团体享受了免税待遇,同时又想利用自己的免税待遇去营利,就等于和企业处在了不平等的竞争之中,美国政府知道了是万万不答应的,一定要对你绳之以法,把你送到监狱里。这是一点都不带含糊的,因为这是欺诈。你说你要搞宗教,实际你想的是赚钱,既然你要赚钱你就要加入到企业竞争中去。你如果不加入企业竞争,不赚钱,你要搞宗教,加入到宗教竞争中也可以。但你不能打着宗教团体的旗号,享受着免税待遇,却又干着营利的事情,又不交税,这不行,不公平。这就是违法,就得用法律制裁你。不要以为在美国只要登记为宗教团体就没人管了,没这回事。对享有免税待遇的团体,政府看得很紧、管得很紧。你想打着宗教团体的旗号胡作非为,没那么容易。


回到宗教团体的登记问题上,很多人以为要是放开让宗教团体登记,就会天下大乱。这是一种在封闭的静态的计划经济体制状态下,看待宗教与宗教团体的思维。如果我们把宗教放在动态中、竞争中看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顾虑。宗教放开之后,就会有竞争,搞宗教的团体可以胜出,不搞宗教的不能胜出,先搞的能够胜出,后来的很难胜出。比如现在要想在美国再创造一个新宗教就很不容易。不搞宗教,只要你稍有敛钱或者危害群众健康的事情马上受法律的制裁,不管你是什么教义,一律不客气,这样还有没有人愿意打着宗教的旗号随便搞?恐怕就没有什么人了。政府倒是没有说不可以搞,但实际上搞不成。久而久之大家就明白了,要赚钱办公司,要办教会就不能胡来,最后就是这么个结果。


王科力:您上面的回答实际上涉及到好几个问题,包括怎么对待新兴宗教、怎么对待邪教,怎么登记,是否开放宗教市场。现在的宗教管理制度实行严苛的行政管理,对宗教团体实行“定点定片定人”的三定制度,规定一个区域只能有一个同类的宗教组织,您怎么看?


刘澎:现行的宗教管理体制是为了方便政府管理,不是为了满足群众的信教需求,因此不符合客观实际,滋生了很多问题。比如一个县有十万人,你规定几个点?是规定一万人一个点还是东、南、西、北各一个点?如果按行政区划规定,县里人口大部分在县城和南边,你按东西南北规定就不合适;如果单纯按人口规定又会显得县城里有好几个,外面没有,而且人口是流动的,不断在变化。到底应该怎么规定?再比如,这个点的宗教神职人员可不可以到隔壁那个点去主持教务?到邻近的县市去进行宗教活动?外地某个受欢迎的神职人员可不可以来本地参与教务活动?为什么一个地区只准有一个宗教团体?宗教团体多了,每个宗教团体的规模就小了,竞争却增加了,这样不好吗?政府现在的办法是把每个地方宗教活动的地点、神职人员(宗教负责人)、活动区域都固定死,不许突破。这个办法对谁有利?当然是对管理者有利。但宗教的发展不是以政府管理部门的意志为转移的,用计划经济时期的那一套办法处理问题,我们吃的亏还少吗?再者说,在法治社会里,政府给宗教团体定这个、定那个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政府不做规定,到底设多少点信教群众最知道,群众自己知道应该有多少个点。这不是政府的工作,不能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揽一切规定一切的办法对待宗教。政府不应该越俎代庖、去管自己管不了、不该管的事情。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在宗教管理中推行的所谓“三定”制度,纯粹是一种政府职责的错位与越位,是将宗教作为自己的下属、自己的业务来管。哪里需要设宗教活动点、如何使用神职人员、应该让哪个神职人员到什么地方主持什么类型的宗教活动,宗教团体与信教群众最清楚,这些事情与政府没有关系,政府不应该介入。政府现在把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内部管理、宗教神职人员的任命、培训、宗教团体的对外交流、甚至宗教场所的建筑、修缮等都全部管起来,一是增加了国家财政与纳税人的负担,这笔钱花的没有道理。对于不信仰宗教的老百姓来说,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花钱养一帮人管宗教上的事情?二是这笔钱花了以后,宗教信徒并不领情。宗教信徒觉得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干涉宗教、控制宗教。三是最重要的,政府这样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什么法律授权你这样做了?你找不出来一条法律依据。你这样做了以后,宗教徒不接受,你认为他不听话,和他发生了矛盾,你想制裁他,又缺乏法律依据,检察院不起诉、法院不受理,你办的这是个什么事?我们现在的宗教管理体制就是这么个状态,管不了还要管,群众不买账,法律上没依据,管理者很辛苦,处境很尴尬。所以用行政手段管宗教不是个办法,要解决问题只能靠法治。

六、宗教立法应该怎么处理教产问题?


王科力:宗教方面的财产问题也很重要,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


刘澎:各宗教都有大批财产,如何处置宗教财产的产权是一个大问题,是影响政教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信教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宗教产权归属不清,二是许多被占用的教产至今未被退还。


1、宗教产权归属要明确


由于历史的原因,现行宗教政策规定下的我国五大宗教的教产归属非常复杂: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及房地产为教会所有;佛教、道教的寺庙宫观及房产为社会所有或者当地佛教协会、道教协会所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及所属房屋为信教群众集体所有;个人修建的家庙小庵为私人所有。这里面问题比较大的首先是佛道教的财产,一方面数量巨大,一方面产权非常模糊。所谓“社会所有”,可以解释为“社会公有”,也可以解释为“国家所有”,具体归谁不清楚,法律关系不明确。“社会所有”等于“谁也没有”,教产实际成了无主财产,侵犯教产的人反而有理有据,有了可乘之机。如果把佛道教教产说成是“国家所有”,等于明确承认中国是“政教合一”、“官办宗教”的国家,政府显然不认同。如果教产归佛协、道协等宗教团体所有,各地的宗教协会分为省地县市不同级别,一处教产如何在各级宗教协会中分配?如果只归最低一级佛协、道协所有,这些协会的各级上级协会岂不成了摆设?另外,各级佛协道协是佛道教人士的组织,僧道本是出家人,怎能组成团体将寺庙宫观巨额教产据为己有,公开担任教产的所有者?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归“群众集体所有”,也存在同样问题。“群众”是谁,“集体”是谁,从来说不清楚。“群众”不可能充当民事责任的主体,遇到产权纠纷,仍然没有明确的产权所有者。这是中国从依靠政治方式、行政手段处理问题转为“依法治国”之后,社会转型中必然会产生的旧体制与新问题的矛盾。


因此,要解决佛道教与伊斯兰教的教产归属问题,必须先要解决宗教团体的法人资格问题。有了宗教法人,宗教教产就有了明确的产权所有者。我认为不论什么教,不论教产的来源如何,只要现在被政府和宗教团体明确认定为宗教教产的,产权都应该属于宗教法人,不应将宗教教产的产权分属“社会所有”、“群众所有”、“宗教协会所有”等。但宗教法人资格的取得又与我国是否有适用宗教团体的法人类别以及政府是否愿意接受宗教团体的备案登记有关。宗教团体是否可以视同一般的社团组织对待?如果可以,谁来担任宗教团体的上级主管?如果为了避免宗教团体出现上级主管,可不将宗教团体作为普通社团组织对待,而将其视为某种特殊群体,但如此一来,就必须在现行法人分类中增设宗教法人类。此类法人应该包含宗教财团法人与宗教社团法人两个分支,以便满足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场所在社会、经济等不同领域内进行活动时的需要,宗教组织可在备案登记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宗教财团法人或宗教社团法人。


至于那些被国家明确宣布为文物而实际由宗教团体使用、管理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用品、宗教塑像、宗教历史遗迹等,其产权应明确为属于国家。宗教团体与国家在宗教文物问题上的关系,是一种获得特许使用、保管国家文物的关系。宗教团体如果不愿意或不能尽为国家保管文物的职责,可以退出文物场所,交还使用、管理的宗教文物。如果宗教团体愿意使用、管理具有国家文物性质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文物,就应该尽维护国家文物的义务,但这并不等于宗教团体有处置国家文物的权利。如果保管国家文物的宗教团体不能尽到维护文物的责任,国家可以依法终止该宗教团体使用、管理国家文物的资格。这样才能避免政教不分、宗教场所与文物场所不分的问题。实际情况远比我们这里说的要复杂的多,但在任何情况下,政教要分开,文物与宗教要分清,产权主体要明确。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要解决宗教教产的产权归属问题,必须走法治的道路,否则,单纯依靠政策或者行政手段,教产归属问题无法解决。


2、被占用的教产要退还


天主教、基督教的问题不同于佛道教、伊斯兰教,他们的教产一般有房契地契,产权主体明确。天主教、基督教的问题主要是大量教产被社会各界占用,其中有些被政府机关、文教卫生单位占用,成了公产要不回来。文革结束宗教恢复活动以后,虽然政府在落实宗教政策、退还宗教教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退还了相当一部分,但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退还,特别是一些具有宗教历史意义的场所、对宗教信徒来说很特别、很重要,当政府用行政手段占用这些宗教教产长期不予以退还的时候,就深深地伤害了宗教信徒的宗教感情。占用这些教产的往往是党政军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老百姓个人占的并不多。所以宗教团体在要求退还宗教教产问题上常常是非常气愤但又无可奈何。一提起这个问题,难免一把心酸泪。其实,不仅基督教、天主教如此,佛道教也是如此。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只是各级政府不说,媒体不报道,因此似乎不存在,但信教群众其实非常不满意。最近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在旧城改造中,大搞城市拆迁,把很多原来位于城里繁华闹市、地价较高地段的宗教场所硬迁到城外比较偏僻、地价便宜的地方,导致了宗教信徒和政府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果一个地方落实教产问题本来就没有很好解决,如果现在地方政府又与开发商勾结,迫使教堂搬迁,信教群众就会觉得又一次受到了伤害。为了保住自己的教堂,许多城市的教徒公开举行过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这些围绕教产的抗议,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有的甚至被国际媒体所报道。但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开发商和掌握权势的地方政府的面前,失败的总是处于弱势的宗教信徒一方。


从法律上说,我国立法在对宗教财产的保护方面比较抽象、模糊,属于一种原则性的规定。我国目前还没有《宗教法》,在《民法通则》、《物权法》等涉及财产保护的重要法律中,没有“宗教财产权”的概念。教产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问题。关于宗教组织获得的宗教捐赠、宗教团体内部的财务管理等问题,由于没有宗教立法,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规范。如果有了宗教法,就要把这些问题都说清楚。宗教法的宗旨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其中就包括保护教产。对宗教内部的财务管理也要明确几条,例如宗教收入要帐目公开,有管理制度,不能拿宗教捐款去做生意。


3、城市规划建设要预留宗教用地


最后,还有一个新建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这是近年来出现的新问题。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宗教的发展,一个城市原有的宗教场所已经远远不适应这个城市里宗教信徒过宗教生活的需求了,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城市规划、城市改造、小区建设中是不是给宗教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呢?是不是预留了建教堂、建寺庙、建清真寺的土地呢?政府要新建一个小区,可能规划了邮局、银行、医院、社区活动室、托儿所、小学、商场、餐馆等等,但不太可能预留宗教用地。你要是不留,将来小区中出现很多教徒,他们上哪儿去活动?比如北京市建了个回龙观居民区,人口非常密集,有几十万人,政府愿意为这些人建立配套的生活设施,但不会考虑这些人中的宗教徒到哪里过宗教生活。如果这些人中只有0.5%的人是基督徒,也得有几千人,政府是不是愿意拨出一块地来让他们建教堂?这个地价应该怎么算?是商业用地还是非商业用地?还是政府建一个教堂卖给信徒?基督教要教堂,佛教要盖庙,伊斯兰教徒要建清真寺,政府有没有规划?如果政府不管这个事,小区盖好了,地也没有了,没地方建宗教活动场所,群众宗教信仰需求没人管,回龙观就一定会出现所谓的“地下宗教”,信仰宗教的信徒一定会用各种办法自己建个活动点或者教会。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地下宗教”出现的原因之一。你不让他搞“地下宗教”,又不给他地方建教堂,买个地方当教堂又不承认,你让他上哪儿去?你用这办法想取消他的信仰?那只能坚定他的信仰。政教关系的矛盾怎么产生的?就是这么产生的,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原因。刚才说到教产问题,老百姓会说老的教产你不给我,新的又不让我建,我不在家里搞在哪儿搞?人多了,家里放不下,我不上街我上哪儿?这个问题反映了社会在发展,社会的其他方面都转型了,可是宗教方面这一套办法跟不上,还是过去的限制、防范心理,肯定和现在这个实际对不上。这个对不上是一定的,你不能去责怪人民、责怪群众,你只能从自己的政策脱离实际上找原因,反思自己。你不反思自己,甚至动用警察压制群众,这是大错特错、错上加错。我讲的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


这个事情背后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在中国要解决宗教问题,教产问题也罢,“地下宗教”问题也罢,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观念问题,也就是对宗教的定位和定性问题。要弄清楚宗教到底是个负面的、正面的、还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定性为一个负面的东西,消极的因素,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地限制它、消灭它。这样的话,小区规划当然不能考虑宗教用地,即使有地方也不能用来搞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定义为一个中性的东西,是人类的一个正常需求,甚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就会比较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它。在宗教的定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刚才说的落实教产问题,新建宗教活动场所问题,很难得到妥善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观念上需要有一个调整,观念转变了以后才能有政策上的改变,行动上的改变。如果宗教是反动的、消极的,我们怎么会把国家宝贵的资源留给反动的东西?当然不会。如果宗教不是反动的、消极的,是人民群众的正常需要,我们就不会不退还宗教的教产,不会在小区规划、城市建设中不给宗教发展留下余地。我们在进行城市改造、城市规划、小区建设的时候,考虑到了老人、盲人、残疾人的需求,同时也应为宗教留一席之地。这件事最能体现国家怎么对待宗教、怎么对待信教群众。当然,光靠观念转变还不够,还要通过立法来保证,法律上要明确保护宗教教产,城市规划与建设要明确为宗教预留用地。


七、宗教立法怎么处理宗教组织的对外交往问题?


王科力:宗教问题其实有很多地方也涉及到了外交,而且比较敏感,家庭教会的对外交往,伊斯兰教的朝圣、与国外的交流,有时候也被政府看成境外势力的一种渗透,以后的宗教立法会不会涉及到宗教组织的对外交往?


对宗教的国际交流不必给予特殊的关注


刘澎:我觉得宗教的国际交流、国际交往是宗教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中国的宗教经常会走出去,国外的宗教也经常进入中国,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人民和人民之间的交往这种现象不是政府所能限制的。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又从中国传到朝鲜、日本、越南,但这不是政府行为。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应该分清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民间交往不是政府行为,不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朋友和朋友的交往、群众和群众的交往、非政府组织的交往、宗教人士的交往政治化。政府不应该介入、干预民间交往。我们经常搞所谓“民间外交”,给人的感觉是有意识地利用“民间”交往,实现某种政府的目的。实际上普通群众不是专业的做政府工作的人,不是职业间谍。外国也是一样,你以为来一个美国人就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来一个日本人就是为日本政府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完全抹煞了政府和非政府、专业和非专业之间的界限,把每个出入境的人都当成负有特殊使命的人了。其实,绝大多数参与国际交往的人什么政治目的也没有。政府之间的交往是外交,外交里面有友谊也有斗争。人民之间的交往是亲情、友情,此外也可能是为了赚钱、旅游、学习,也可能纯粹为了玩,不是有些人想象的怀有什么“目标”或“重要任务”。宗教信徒、宗教团体的交往是一种人民和人民之间的交往,充其量是为了传播宗教。传播宗教与搞政治是两回事,当然你也可以将文化交流说成是“渗透”。但这种“渗透”是双向的,天天都在进行。


宗教的国际交往如果不触犯法律就不是政府关注的内容,如果触犯了法律,自有法律来制裁。宗教立法也罢,其他法律也罢,只能对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限制,不能对人民交往的领域进行限定。不能因为你信仰宗教,你到中国来,我就要对你另眼相看。你是搞体育的、搞农业的、搞服装商贸的、搞宗教的,无论干什么的,都是一样的。你来是为了反对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反之一律受法律的保护。我们不应该用特殊的眼光把宗教领域特殊化,这是对宗教的歧视。法律应该是基于国家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不是针对某个领域的人设定的。否则,宗教的交流好像就成了个特殊的问题,好像里面很有问题,其实到底有什么问题,又说不清。至于宗教传播的问题,你说它存在,它从古就有,一直到今天、到未来都有,信仰宗教的人一定要传播宗教,它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中国宗教与世界各国宗教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扩大,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宗教交流属于民间交流,不是政府交流。不管政府怎么变,政治怎么变,各种宗教在全球的传播都不会停止。世界上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一直在交流,各种宗教都想扩大影响,都希望在宗教市场上有更大的份额,这是宗教国际交流的客观发展规律。“9·11”之后,宗教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外交要走向世界,也应该考虑交往国的宗教因素,而不是在国内防范所谓的“宗教渗透”。中国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孔子学院,扩大中国软实力的影响。在某些外国人的眼里,中国的孔子学院也是一种宣传、一种“渗透”。从古到今,宗教的国际交流从来不考虑国界,从来没有停止过,没有必要阻拦,也无法阻拦。唐朝政府严格禁止出海,鉴真和尚冒着生命危险几次偷渡出海,也要向日本传播佛教。结果鉴真和尚现在在日本和中国都是受人仰慕尊重的大名人,你说鉴真和尚是对还是错?


单就交流本身来说,中国每年出入境的人几千万,出入境的这些人里有搞宗教的,更多的不是搞宗教的,发生问题的也主要不是搞宗教的人。所以对于宗教的国际交流给予特殊的关注,第一个是没有道理,第二是没有意义。只要宗教的交流不危害国家的利益,就不应该用有色眼镜看待。如果有人确实想利用宗教危害中国,只要我们有根据,可以依法制裁。但这样的人有多少,是主流还是个别的,应该搞清楚,理性对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提宗教就看成是有问题的,就当成敌人。现在有些人脑子里有个框框,凡有宗教身份的人进出时要特别关注,好像沾了宗教的边就都是反共反华反政府的,都是搞渗透的,都是“地下宗教”,这不是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吗?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没有道理。

2、对天主教基督教的国际交往无需反应过度


说到中国宗教的国际交往,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联系多的是天主教、基督教。“问题”大的好像也是天主教、基督教。天主教主要是与梵蒂冈联系,与罗马教廷和教皇联系。你不让他联系也不行,教徒信的就是教皇,这是他的信仰。现在中梵关系不正常,国内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想取得罗马教皇与教廷的认可,教皇也非常关心国内天主教的发展,所谓的联系,无非就是谁能当主教,谁不能当主教,就是这点事,你越不让他联系,他越要联系。至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中国的其他各项问题,罗马教廷与国内的天主教都不关心,他们只关心天主教会的事。严格地说,这不是一种“国际交流”,是天主教自己内部的事。但在国家看来,因为涉及中梵关系,就成了政治问题,是个事情。将来中梵关系正常了,双方可以公开往来了,与梵蒂冈的联系也就不是个事了。


基督教的国际联系的确比较多、比较杂,但政府对此无需反应过度,过于敏感。全世界的基督教团体相互间都存在着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不是组织上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中国的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与国外的基督教组织都有来往,各有各的“关系户”。他们与海外的联系主要是宗教上的。但不论怎么来往,三自教会也好,家庭教会也好,掌握中国教会、决定中国教会发展方向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更不是外国政府,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一说起基督教的国际交流,第一个问题好像就是“反渗透”。这个问题被高度政治化、扩大化了。有人说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家庭教会就是西方宗教敌对势力渗透的结果,是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的结果。这个结论有没有科学依据?我们可以用数字说明。关于中国家庭教会的人数,有人说有3千万,有人说5千万,还有人说8千万甚至1个亿。不管有多少,哪怕只有1千万(恐怕没有人相信这个数字),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世界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财政力量能创立一个1千万人的组织并维持其存在?把1千万不信基督教的人发展为基督徒,需要多少传教士花多少钱工作多少年?从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各国基督教派遣大批差会和传教士在华传教,只发展了70多万基督徒,在改革开放允许外国人来华后短短的30年中,西方就能在中国发展出一个拥有1千万人的家庭教会吗?况且,家庭教会的人数根本不可能只有1千万,哪个西方国家的政府或者宗教团体有能力维持这个庞大的存在?把所有西方国家加在一起,有这个可能吗?


显然,这是一个常识就可以回答的问题。中国社会如果没有基督教家庭教会发展的内因,没有广大信徒群众对信仰的需求,家庭教会今天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把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西方宗教渗透的结果,归结为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危言耸听,完全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决定事物矛盾变化的主要力量是内因而不是外因”的基本原理,它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抹杀和掩盖了国内宗教管理体制的弊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与人们对精神信仰需求的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是阶级斗争时期大家耳熟能详的八股文翻版,除了危言耸听吓唬人之外,毫无意义。因此,在宗教领域应该如同其他领域一样,相信群众,相信包括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大多数。解决宗教方面的问题,应该从宗教管理体制上找原因,以积极的态度回应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不应该把中国宗教内部存在问题的原因归于外部,归于基督教与国外的关系。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家庭教会的实力也在增长,家庭教会同国外基督教团体、基督教徒的联系,没有也不会改变其成员作为爱国守法的中国公民的身份,但如果他们如果因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而不能保持自己的宗教生活时,他们的境遇将会受到国际基督教徒的高度关注,这也是必然现象。未来我们的宗教立法,不仅不应限制信教群众的国际宗教交流,而且要保护和支持信教群众的必要的国际宗教交往。信教群众正常的国际交往得到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落实,老百姓的宗教信仰需求得到了满足,法治完善了,所谓“宗教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3、要相信穆斯林群众的大多数


伊斯兰教信徒的朝觐也是如此,那么多人愿意到麦加,只要沙特愿意接待,政府没必要介入。你去不去,去成去不成,是你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府不应该参与,路上有了问题,朝圣的人不能怪政府。现在政府每年要通过伊协组团,设立工作组,审定负责人,本来纯粹的民间朝圣、“自费朝觐”,结果成了政府工作的一部分,费钱费力,群众还有意见,不领情,有这个必要吗?世界上有穆斯林的国家很多,由政府出面,通过官办宗教团体组织穆斯林包办朝觐的有几个?我们的原则应该是政教分离,伊斯兰教的事,要让伊斯兰教信徒自己办。过去外贸那么大的盘子,涉及国家“重大利益”,事事都由国家包办,重要的不得了。现在放开了,人人都可以搞外贸,搞外贸的商人,比去朝觐的人多得多,结果并没有混乱。什么合同呀、交货呀、船运呀、吃啊住啊、护照、换汇等等,并不比去麦加简单,但用不着国家操心,国家把法律定好,政策定好,等着收税就行。伊斯兰教中利用宗教搞分裂、搞恐怖主义的毕竟是极少数。不能因为有几个人搞破坏,就上纲上线,限制信教群众的国际交往。坏人什么时候都有,但广大的穆斯林群众是爱国守法的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落实了,民族政策落实了,群众的民生问题解决了,坏人就没有市场了。根本的一条,宗教信仰自由要落实,政教要分开,宗教要法治。宗教立法要保护宗教信徒的民间友好交往,机会平等、权利平等,不搞歧视,不是要关门,而是要开门。


八、宗教立法如何对待官办宗教?


王科力:以后要宗教立法的话,现有的官办宗教该怎么处理呢?它们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地位?


刘澎:宗教立法不是针对某一个宗教组织的,也不是针对某一个宗教的,官办宗教或者说已有的宗教团体是中国历史遗留的一个现实,是50年代的产物,当时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他们存在的道理。但是今天形势变了,他们仍然可以存在,原来怎么搞现在还怎么搞,三自教会、爱国会、佛协、道协都照旧,但是不应该把他们变成宗教领域里的垄断组织。


1、官办宗教团体要实行政教分离、不能搞宗教垄断


所谓“宗教垄断组织”是指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民政注册登记规定一个地区只能有一个组织,不可以建立第二个同类的组织,就是说在你这个县里已经有了一个佛协了,不能再建一个佛教的组织,有一个基督教的爱国会了,不能再搞一个教会,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还有很多人愿意信仰基督教,但是又不愿意加入“三自”,那也可以,他愿意成立他的宗教组织,是他自己的选择,国家没有义务告诉他应该参加哪个宗教组织,更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他参加某个宗教组织,像现在这样,不参加三自教会的,国家就不承认,国家成了“三自”教会的后台,国营的与民营的争市场,政府出来拉偏架,这不行。宗教立法要解决的是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宗教和所有信仰宗教的人,国家对于任何宗教、教派、宗教团体没有好恶之分,政教要分离,同时要完善和强化国家的法律规范。


有了宗教法以后,政府对官办教会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再从国家财政拿钱对它提供支持。这其实是对所有官办宗教组织的一个真正的解放和支持。世俗政权对宗教组织的支持越多,对它的宗教性消解的越严重,客观上降低了它的神圣性。由一个世俗政权去办一个宗教组织,怎么可能让它有神圣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宗教组织应该是与国家的距离越大越没有关系,才越像一个宗教组织。说的简单点儿,就是让宗教组织回归宗教,不要躺在国家的怀抱里。如果一个宗教团体是一个受信教群众拥护支持的宗教组织,它一定会办得很好很兴旺;如果信众不支持它,说明它自己有问题,跟国家没有关系。国家不应该把“办好宗教团体”的包袱背在自己身上,这个话政府不能说,这个事政府更不能做。


2、官办宗教团体的教产不动、人员待遇不变


对于官办教会、就是原来的“爱国宗教团体”,要做的仅仅是实行政教分离,不再依靠国家财政的支持就可以了。其他的一切都不变,官办宗教团体掌握的教产,一律不动,不改变产权关系。他们的教堂、宫观、寺庙等一切教产都不动,宗教团体内部领导人、神职人员的身份、地位不变,担任的社会职务不变,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至于下一届能不能当选是另一回事),总之官办宗教掌握的一切资源都不变。但是有一点需要变:你不能禁止其他人办教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你不能搞宗教垄断,禁止竞争。这就如同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国营第一商店、国营第一副食店、国营第一旅馆一律保留,还在那里开,但是也允许其他人开。其他人开了以后,有集体的,有个体的,也有股份制的。谁办得好谁就存在,经营不好办不下去就关门,这个完全取决于市场、取决于自己的经营。所以直到今天,也有国营的商店,也有个体的、股份制的,什么样的都有,市场繁荣,老百姓受益。宗教也是一样,应该允许有多种形式的宗教组织存在。国家严守政教分离,不向任何宗教组织提供财政支持,同时不应该让任何宗教、教派、宗教组织具有官办背景,不能有垄断权。


宗教立法以后,对待官办教会这样就可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搞垄断,谁也不能花国家的钱,谁也不能政治上高人一等,谁也不能有特权,国家对所有教会、宗教团体一视同仁。这样做了以后,如果信教群众支持原来的官办宗教团体,那就说明了这个组织就是好,有群众,不怕竞争。如果它办不下去了,那只能是它的问题,跟谁都没有关系。你讲道讲得好不好,宗教性强不强,对信徒的服务好不好,信徒对你满不满意,是你办好教会的关键。宗教立法不是要把“三自”取消,我们不主张取消任何人、任何团体。我们主张用加法,原来的不变,但可以增加新的。我们放开这个大门,任何人都可以搞,但不可以胡搞。你要胡搞,我们有法律,不怕你胡搞,胡搞就是自取灭亡。所以对于已有的宗教组织来说,不存在着任何的限制、歧视,但是国家不应该在财政上继续补贴,不应该对任何宗教组织提供支持和资助,这一条必须做到,宗教立法要强调这一条。


3、对宗教组织使用的国家文物,要厘清关系,谁使用、谁保护


对被国家确定为文物而又正在使用的宗教活动场所,应该实行文物保护优先政策。比如一个被国家认定为具有文物价值的寺庙,国家要拨款来维修这个寺庙,拨款之前应该厘清关系,搞清楚谁应该承担维修责任。凡被国家认定为是文物同时又在使用的宗教场所,宗教组织自己首先负有保护文物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你在使用它,你当然要尽保护的义务。你如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尽这个义务,可以退出这个场所、另找一个地方只做你的宗教团体,国家可以把这个文物场所收回来对它进行维修保护,维修之后作为博物馆、文化景点,让大家参观。这时候它不再是用于宗教活动的场所,而只是个历史文化遗产,国家出钱天经地义。当某个宗教团体不能或无力履行保护其正在使用的文物时,国家应该审查这个宗教团体是否具有继续使用和保管国家文物的资质,不具备使用和保管国家文物资质的宗教团体,应将国家文物交还给国家,退出该宗教文物场所。否则,佛道教的宫观寺庙中许多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文物,佛道教组织只管使用,维修保护这些宫观寺庙的庞大开支却统统要由国家财政来负担,这是没有道理的。从保护文物的角度上说,各类文物,如果没有不断的维修、保养、护理,就会损毁甚至消失,因此必须进行维护。这里的关键是,国家提供的款项只能用于文物保护,不能用于资助养活宗教团体,政教必须分开。纳税人的钱是用来保护文物的,不是用来资助宗教的。对宗教文物,应该谁使用,谁维护。如果某个宗教组织无力保护维修自己使用的文物,只好请你交还文物,国家来保护。你如果不愿意放弃使用,就必须尽保护文物的职责,否则的话就很难说你是不是在利用保护文物的名义来获取国家的资助,达到发展宗教的目的。现在国家财政每年拨出巨款修缮全国重点寺庙宫观,到底是在保护文物,还是在资助宗教,根本说不清楚。这也是宗教立法要解决的问题。


九、各界对宗教立法有无基本共识?


王科力:您一直呼吁宗教立法,据您了解,现在的宗教事务部门和统战部门、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态度?


刘澎:现在官方并没有对宗教立法问题的公开表态,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媒体上公开讨论过。由于官方不表态,甚至刻意回避这个问题,因此大多数人对宗教立法问题不了解,或者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1、宗教立法还处于民间讨论阶段,需要各方关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佛教领袖赵朴初与基督教领袖丁光训联合提过一个宗教立法的草案,但提出之后立刻被“冷冻”了。从此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关于宗教立法的提案,媒体上没有任何报道。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就没有人谈宗教立法了。从2002年开始,北京普世研究所几乎每年都要举办关于宗教与法治的学术讨论会,请法学界、宗教学界、政府官员与宗教组织代表聚在一起,讨论宗教法治、呼吁宗教立法,到现在已经举行了十多次。今年7月,我们还召开了专门讨论宗教立法的学术讨论会,请国内外的法学家、法律工作者、宗教学家、宗教界人士对宗教立法发表意见。


但目前社会各方在是否要立宗教法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相关人士的意见可以分成立法派与不立法派。在主张立法的和主张不立法的这两派内部,又可因为对立法或不立法的不同动机,再分成不同的观点。先说立法派。立法派的主张是要立宗教法,但在为什么要立法的原因上,这一派里分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宗教要立法,立了宗教法才能落实宗教信仰自由,从法律上保护宗教团体、宗教信仰者的权利。这派人的本意是要通过立法保护宗教信仰者的权利。另一种意见也是主张宗教要立法,但宗教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做到对宗教进行管理时有法可依,以便用法律强化对宗教的行政管理。这一派人要立的实际上是宗教管理法。因此,虽然这两种人都愿意立法,但要立的法截然相反,不是一回事。


不立法的这一派里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说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国家对宗教管得这么严,不立法可能比立法好。现在没有宗教法,搞宗教活动时,警察抓住了充其量是违犯《宗教事务条例》,只能关到派出所,最多罚点款,因为没有法,法院不受理,判刑没依据,政府不能把信徒怎么样。要是立了法,动不动就会说你违法,还得进法院,所以最好不立法。再者说,宗教是精神信仰,思想上的东西怎么能用法律来管?这种意见的实质是担心立了法对宗教信仰者不利,害怕政府以此强化对宗教的限制。不立法的这一派里,另一种意见认为,宗教不立法,现在政府管理部门对于搞宗教活动的人可以使用行政权力随便管,该罚就罚,该抓就抓,不行还可以送劳教。一旦立了宗教法,管理起来就不方便了。法律固然把宗教徒管住了,但也把管宗教的人给管住了。有了事情,法院要介入、检察院要介入、律师要介入,影响挺大,稍微不注意出点儿差错,老百姓还可能反过来起诉你。与其如此,还不如现在这样,政府可以随便管。这一派人是担心自己管理宗教的权力可能会被削弱,宗教局、公安局没事干了。

         这么一说,立法与不立法的阵营就很清楚了,一共是四种观点、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信教的群众,立不立法,都希望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另一个阵营是政府宗教管理部门,有没有法,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手中的权力,加强对宗教的管理。因此,大家说的都是法,但是每个人心里想的不一样,对宗教立法的宗旨、目的的认识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立法动机不一样。表面上都在说“宗教法”,但究竟是《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法》还是《宗教管理法》,是为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还是方便和强化行政管理,各人的想法不一样。由于这个问题中央没表态,媒体不报道,政界、学界、教界都不愿公开谈。在不清楚中央是什么意见、对方有多大力量之前,谁都不愿意轻易亮出自己的牌。许多人最常见的做法是对这个问题回避,不表态。因此在宗教立法问题上,除了我们普世所的观点始终是公开的、鲜明的之外,媒体上并无什么明显的正式对垒。还有一些人意识到宗教立法的重要性,也开始提宗教法治的事了,但说起来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既要……,又要……”,“不能……,也不能……”,貌似很全面,两头不得罪。为什么?因为“时机不成熟”,害怕有人打棍子。


刚才我们谈到的所谓两种阵营、四种观点,其实是我们对多年来内部讨论的归纳。关于宗教立法的讨论意见属于高度“敏感”的问题,没有民间的讨论,社会舆论的参与,官方不可能首先表态。过去三十年经济改革都是如此,对一个需要改革的问题,先让大家说,大家说的差不多了,中央领导讲话时就会表态,这时候官方媒体大量发文章,报纸电视搞访谈,最后才是中央正式下文,新政策出台。宗教立法涉及许多人利益,涉及体制改革与制度安排,现在还处于民间讨论的阶段,需要社会各方更多的关注。


2、立法的目的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


这里我想说一下,我们倡导宗教立法的宗旨究竟是什么。所谓《宗教法》,不是要立一个法给宗教以特权,让信宗教的人拥有比不信仰宗教的人更多的权利,如果这样,宗教信徒岂不是成了特权者?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也不是要立一个法来方便和加强政府对宗教的控制。有人希望通过立法来强化宗教行政管理,企图搞一个法律,作为维护旧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的法律依据。对于这些人来说,依法是假的,是手段,管理才是真的,是目的。我们当然不同意这种做法。因为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人民群众利益,法律本身是对政府权力的一个限制。利用立法来扩大政府的行政权,这与法律的本意是相悖的,这不是宪政民主,是倒行逆施。对执政党来说,宗教立法是为了从法制建设上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在宗教领域实现“依法治国”,把以行政手段为主处理宗教问题的模式转为以法律调节为主的体制转变。同时,宗教立法也是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作为一个进步文明的、负责任的法治国家的体现。联合国做过一个决议,叫做《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各个会员国都同意。我们搞宗教立法,体现了联合国人权宣言及其他各项人权公约的原则,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落到了实处,对内对外都有重要的意义,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宗教立法最主要的目的。


其次,宗教立法要解决政教分离问题,要明确规定中国实行“政教分离”。国家实行了“政教分离”以后,宗教方面如果有问题,违反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秩序,可以依法制裁。没有宗教法,许多事情说不清,政府不满意,信教群众也不满意,谁对谁错没有标准。到目前为止,中国关于宗教的法律体系也不是毫无建树,我们有宪法、有行政法规,各省还有地方的法规与规章,列出来一大堆,但就是没有宗教基本法。在宪法和行政法规之间,缺少法律这一环。宪法是我们的立法依据,但它本身不是法律,宪法在中国没有司法化。所谓“没有司法化”,就是说进了法院以后,被告、原告都不要提宪法,宪法在庭审和司法实践中不能作为依据。打官司得有法律,没有法律,法官没法儿判案。宗教信仰自由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谁有权力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制定法律进行规范呢?只有两个单位: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行政机关和其他单位没有这个权力。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通过人大颁布一部能够通行于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宗教法。


刚才说的宗教立法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在涉及宗教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例如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宗教信仰者的合法权益、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与管理、教产的保护与处置,宗教神职人员的产生、管理与培训、宗教的国际交流、宗教团体的慈善服务等等,也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进行规范。宗教立法就是要解决规范的原则问题。有了《宗教法》,就可以用法律调解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之间、宗教信仰者和非宗教信仰者之间、宗教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宗教团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处理涉及宗教的问题就有了法律依据,这与原来单纯依靠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的宗教行政管理,完全不同,不是一回事。有了这个法律,国家对宗教的管理就会从现在的行政管理模式转移到法律规范的模式,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从“人治”到“法治”的转换。


3、不能关门来搞立法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指出的是,宗教立法不是一个秘密的事情,不是少数人的事情,不应该也不能关起门来搞部门立法、关门立法。我们应该坚持开门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则,征求全社会的意见。为什么要“开门立法”?因为宗教立法不仅涉及到宗教信仰者的利益,也涉及到非宗教信仰者的利益。中国有信仰宗教的,有不信仰宗教的,有信仰这种宗教的,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我们不能以某一种人的意见为意见,而应以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关起门来,不许群众参与,少数人在那里闭门造车不行。“民主立法”说的是需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翻来覆去的互动、对话。要让人讲话,听取各方各派的意见。立法者不能搞一个条条框框,把既得利益的相关者找来假冒“群众”,再找一些“专家”说几句支持同意的话。如果这样做,那不是立法是演戏,大家看得很清楚,不可能赞成。“科学立法”就是我们既要考虑到中国宗教的今天,要立足现实,把中国的国情,把沿海的、内地的、大城市的、发达地区的、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汉族的等各方面的情况,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结合进来,还要考虑到中国宗教的发展;既要考虑人数多的宗教,像五大宗教、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也要考虑人数少的宗教、新进来的宗教、新兴宗教,例如摩门教、犹太教、巴哈伊教等等,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到。对于宗教立法要制定的各种规范,要在法理上、宗教上说的通,同时要有可操作性。此外,我们还要研究国际上对于宗教的法律规范,让我们立出来的东西在法理上、宗教上、国内国际都能站住脚,不是拍脑袋出来的。宗教立法本身应该是一个普法的过程,一个提高认识、增进共识的过程。


如果不搞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由某些政府部门操刀拉上官办宗教团体和某些“专家学者”,背着群众搞一个东西,再让官方媒体大吹大擂一番,是不是就算完事了呢?不行,这不是在立法,是在开玩笑,是在愚弄全国人民。这个样子立出来的法,就像《宗教事务条例》一样,是个摆设,根本行不通,最后的结果是让法律蒙羞、让政府丧失威信、让执政党丧失民意。你不邀请游戏者参加游戏规则的制订,怎么能够用规则去规范每一个参加游戏的人呢?人家根本不理你这一套,不跟你玩,你总不能动不动就派警察、派武警、派解放军吧?没有民意基础,你的立法只能是自说自话,完全无效。这种玩笑的后果是严重的,不能再开了。


十、为什么需要单独的宗教基本法?


王科力:我们已经有那么多部门法,宗教问题是不是可以不用特殊对待,只需在其它部门法律里加以规定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立单行法呢?

刘澎:为什么要搞宗教立法?我刚才是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加强法治的角度谈了立法的目的。但从立法技术的角度上说,有些人对宗教立法的必要性还有疑虑,觉得我们不是已经有这么多法律了吗,把已有的法律完善就行了,用不着再立一个宗教法。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对中国的宗教与法律的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我国涉及宗教的法律有18部,比方说《兵役法》、《教育法》、《广告法》、《工会法》等等,但这些法律涉及宗教的时候只不过提了提“宗教”或“宗教信仰”这个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年龄、性别、宗教信仰…….”如何如何,等等,根本不涉及实质性的宗教问题,这个法律与宗教有什么关系?基本没关系;能不能解决宗教方面遇到的问题?完全不能解决,因为它不是针对宗教的立法,它是针对它那个领域的立法,仅仅是涉及到宗教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实现宗教法治,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立《宗教法》,而把其他所有涉及宗教的法律修改、完善一下,让它适应规范宗教问题的需要,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现有的18部法律全都要修改一遍。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将有可能涉及到宗教而现有的法律条文中又没有提到“宗教”的法律也过一遍,给它加上与宗教有关的条款。比如修建宗教活动场所涉及土地问题,是不是要将现在的《土地法》、《城市规划法》修改一下?某些宗教对食品有特殊要求,是不是要修改《食品卫生法》?照这个思路修改法律,工程浩大,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因为许多法律本身也有很多内容和条款需要修改,只是没有机会,既然要修改这个法,修改的时候就不可能只限于宗教问题,这个法本身所在领域里的问题就会冒出来,就需要一并解决。这就不是增加一条有关宗教问题的法条,写几句话的简单的事了,一旦涉及到某一法律本身内容的修改,不知要经过多少辩论、斗争,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很难说。把十几部、几十部法律全部修改一遍,需要多少年?无法想象。即使这样做了以后,是不是能够完全适应宗教法治的需求呢?仍然不能。因为宗教有宗教领域特有的问题,比如说政教关系问题、宗教神职人员问题,哪一部法律适合谈这个问题?你就是想往现有的法律里面加也加不进去,现有的这些法律原本就不是为解决宗教问题设立的。所以从立法成本的控制、立法的操作难度上来说,与其把现有的法律修改一遍,不如立一个新的宗教法更现实,这是实现宗教法治的另一种思路。因为法律上有一条原则,叫做“后法优于前法”,就是原来法律没有谈到的、不妥当的,都无所谓,只要有了新的宗教法,就可以新立的法为准,用不着修改原有的法,也不用担心原来立法中的空白和漏洞。宗教法可以把各种相关的问题集成到一起,通盘考虑,统一规划。


如果我们坚持宗教不立法,其他的法又不能用于处理宗教问题,当我们遇到宗教方面的某个具体问题时,遍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找不到一个适用的法律依据时怎么办?那就只好拖着不办,或者让基层的官员看着办。结果只能是掩盖矛盾,激化矛盾。这不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做法,不是“依法治国”。如果不立法就能解决了宗教问题,当然好极了。但如果不立法解决不了、解决不好宗教问题,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而我们仍然坚持不立法,这样做的道理是什么?所以现在不是立法不立法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开始宗教立法的问题。


还有人说,“世界上的国家大多数没有宗教法,为什么中国要立宗教法”?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说一下。美国没有《宗教法》,许多国家没有《宗教法》,确实如此。但我们对待任何事情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以美国为例,美国没有《宗教法》,但美国是个判例法国家,判例法国家不依靠成文的法律,但是每一个判例都具有法律效力,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宗教的司法判例太多了,这些判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法律,这是英美法系的特点。中国是成文法国家,采用的是大陆法系,法院判案依据的是成文法,不是判例。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宗教法,也就是说,没有关于宗教的完备的成文法,中国在司法实践上处理宗教问题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关于宗教的成文法在哪里?这是中国与美国的一个不同之处。


第二个与美国不同的地方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讲到了宗教,中国宪法第36条也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这样看来不是就可以了吗?还要立宗教法干什么呢?巨大的差别就在这里。这个差别是什么呢?美国如果有人违宪,你可以向法院提出违宪审查,可以根据宪法来诉违反宪法的人,可以一直告到最高法院,美国有关宪法诉讼的案例太多了。中国的宪法没有司法化,不能成为司法庭审的依据;至于违宪不违宪,不是法院管的事,中国的地方法院、基层法院根本不受理违宪审查申请,中国也没有宪法法院,中国的违宪审查机制还有待完善,所以这个问题中美两国不具有可比性。


第三点区别更重要,也更隐蔽,不易察觉。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并在大多数国家受到承认与尊重。但中国长期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教育,宗教在政治上、哲学理论上一贯被视为一种落后消极的因素,在阶级斗争时期,遭到过严厉的打击镇压。1978年之后,国家虽然恢复了宗教的存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与无神论传统教育的原因,宗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仍然属于负面的东西。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某人公开声称信仰宗教,在入党、参军、报考公务员时会是什么结果?大家都知道,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再比如,学者要出一本书,举办一个活动,如果与宗教有关,就会受到种种严格的审查与限制,因为上级主管唯恐“出问题”。许多基层官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对宗教持一种防范心理,甚至只要一提到宗教,就会立刻感到紧张。各级公安机关也设立了专门监管“地下宗教”的机构。这种广泛存在的对宗教的偏见与歧视从来没有得到彻底、系统的清理。社会对宗教信仰者的歧视,不一定是侮辱性的,但却是一种明确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压力,而且无处不在。这种现象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因为多数国家中宗教的社会定位与中国不同,没有个人或单位会对某人的宗教信仰进行歧视,如果进行歧视,后果往往很严重(除非是某些奉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不信奉官方宗教的其他宗教信徒也要受到歧视)。但在中国,政治上的正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坚持无神论;姑息、纵容宗教是错误的;执政党的党员被反复告诫不得信仰宗教。普通公民虽然可以信仰宗教,但宗教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信仰体系,与官方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旋律是完全对立的。宗教信仰者在数量上是少数人,在意识形态上是非官方的,在政治上没有话语权,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内又没有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非常需要从法律上对信仰宗教的少数人的权利予以明确的保护。否则,宗教信仰者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就会只是一种字面上的抽象的肯定,而在在实际生活中却会因为实实在在的歧视而遭到具体否定。许多人只看到了外国没有宗教法,没看到外国有市民社会这个中外之间巨大的社会差别。这个差别直接导致了大多数国家无须专门通过法律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因为在一个成熟发达的市民社会里,宗教自由所包含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信仰自由是充分的、不可分割的,公民的宗教信仰选择并不影响个人的社会评价与待遇。但在市民社会尚未形成的中国,如果没有立法对宗教信仰自由予以专门的保护,老百姓不可能通过其他合法正当的渠道自动获得或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以上这三条充分说明,中国的国情不同于外国,尤其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外国没有宗教法不能成为中国不搞宗教立法的依据。


王科力: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宪法中的宗教条款的,您觉得宪法第36条的规定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刘澎:2003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关于对宪法第36条的修改意见”。为什么要修改宪法第36条?因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础,宪法第36条是宪法中专门论述宗教问题的条文,也是处理宗教问题的最高法律依据与标准,但宪法第36条本身恰恰存在着若干重大的需要修正的问题,用中国政法大学老校长江平先生的话说,这些问题是“我国宪法的硬伤”。宪法第36条是阶级斗争时期基于中国国情所做的规定,尽管1982年做过修改,但仍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它的最大问题有两个,一是存在对宗教的歧视性条款,二是没有明确规定中国实行政教分离。


比如宪法第36条第3句话说,“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就是说,国家承诺要保护的只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对于“非正常”的宗教活动,国家是不保护的。那么,什么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如何定义“正常”?国家是否有能力、有权力对宗教活动的“正常”与否进行识别、鉴定?如果“正常的”的标准是国家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需要制定的,就意味着国家在保护宗教活动之前先要对形形色色的宗教派别及其活动进行一番鉴定,当一次宗教裁判所的裁判,鉴定一下宗教是否正常,然后才能予以“保护”。这种按照世俗政权的需要对宗教的选择性保护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最终导致政教冲突。同时也意味着让执法者在对待宗教时拥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国家以“正常”与否为标准对宗教活动提供保护的承诺是不科学、不妥当、无法兑现的。宪法文本中出现“正常的”这个无法定义的词,本身就是不正常、不严肃的。


再比如宪法第36条第4句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一条明显是对宗教的歧视。为什么任何人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时,一定要和宗教联系在一起?难道只有“利用宗教”才能做坏事吗?建国以来,导致国家各级政府瘫痪、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教育制度彻底被摧毁、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的“十年浩劫”是利用了什么?是利用了政治还是利用了宗教?我们敢不敢在宪法中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政党、不得利用政治”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如果我们不能对政治、政党做这个规定,为什么一定要把宗教单独拉出来给予禁止性的规定?


宪法第36条第5句的规定也属于对宗教的歧视性条款:“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一条是不是说,中国的其他团体其他事务可以“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唯独“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可以?另外,中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受各种“中国势力的支配”?显然,作为宗教立法基础与指导原则的宪法36条,应该将不科学、不妥当的内容和明显带有宗教歧视性的条款予以去除。


宪法36条虽然有4款5句话,但在国家是否实行政教分离这个极端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却没有明确规定。这个问题不明确,就会成为政教不分的宗教行政管理目标与模式的法律依据。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导致现实生活中处于强势一方的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动用国家资源任意扶持或压制宗教,中国宗教行政管理体制之所以无法应对和解决宗教领域内的问题,根源之一就在于此。


因此,要想顺利地进行宗教立法,就必须修改宪法第36条。宪法36条的“硬伤”不除,难以对宗教法的制定提供指导。修改后的宪法36条可以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及实践其信仰的自由。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宪法第36条有了这两条原则,就抓住了宗教问题的根本,对宗教方面的其他规定,可以通过宗教法和其他法律进行规范。


王科力:非常感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访谈结束)


(整理人:黄南)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9-14 | 责任编辑:王科力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2091467580.html

RFA独家:广州牧师购房聚会遭刁难 东莞传道人诉宗教局被驳回(图)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   2012-09-21

广州一个拥有一千人的家庭教会牧师马可因购入的房屋被公安指涉嫌从事非法聚会而传唤。他告诉本台记者,当局拒绝为其接通水电,无法正常使用。而东莞一家庭教会就市宗教局查封聚会点及断水停电提出行政复议被驳回。此外,安徽一位基督徒就当地村官打人及恐吓学生,提出诉讼。

拥有一千多位信徒的广州广福家庭教会一位牧师数月前购入的住房,被当局指涉嫌从事非法宗教活动,被找去谈话,说他违反广东省宗教管理条例,要他放弃该房。马可星期五告诉本台,今年三月购入位于白云区的一所住宅不久,就被当局调查:“那个地方(街道)拿了我的资料,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派出所一趟,我去了以后是一个梁所长,但去了后梁所长不在,我以为是梁所长,他穿着便衣,问我买这个地方做什么,我说做音乐培训,他说你会不会做聚会,我说是基督徒,也会聚会,他说规定不可以,拿了一本广东省宗教条例给我看,对我传唤两个小时以后,说梁所长来了, 我说你是谁啊,给我谈了这么久,他说是国保,姓姚”。

新房被指涉非法宗教集会

据马可介绍,广福教会在当地有一千多名基督徒,他所在地聚会点有七十多位信徒。近期聚会频繁被公安冲击,并登记信徒资料。最近一次是在本月9号:“聚会的时候,市公安局警察都来了,先问我的电话,还找我谈话,昨天(星期四)又找我谈,我已经使用了三个月。”。


他说,公安向他施压,有关部门也刁难:“我买的房已经从三月使用到现在,几个月来,我买这个地方是二手房,花了二十多万都装修好了,现在又说(没电是)开发商欠他们的钱,要我重新(申请)拉电线,我去电信局要求拉电,电信局说你一个人不可能再给你拉电线”。

目前,马克的住房,无水又缺电,他说,在此环境下,根本无法正常生活,更不可能进行家庭聚会。他目前正在找律师,寻求法律解决面对的困境。

东莞信徒提行政复议被否

本台近期曾报道东莞市高步镇的中福普天教会聚会点上个月被市宗教局查封及停水断电,传道人杜亚平就宗教局的决定,向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他告诉本台,本周二终于有了答复,政府驳回了行政复议:“18号那天答复了,说因为我们不能给提供直接的证明他们停水停电是宗教局的直接行为,所以他们不受理。因为在8月10号那一天(查封及停电),确实是宗教局没有来一个人,他们是委派镇上做的,因此他们现在把这个事推得和宗教局没有关系”。

安徽信徒诉村官及校长

而安徽省临泉县姜寨镇家庭教会信徒吕根生周五对记者说,7月中旬,当地村官及校长殴打他和恐吓参加教会文化补习班学生,已聘请了北京律师,计划向县各有关部门提出诉讼:“现在我们正在和北京的李律师写诉讼书,刚刚发过来,把它打印出来以后,寄到县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局、人大常委会、诉讼打人的杨寨村支部书记和校长,到教堂闹事的是校长,是我们姜寨镇中心校,叫王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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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安徽临泉姜寨镇的学生参加基督教举办的文化补习班,被校长吓哭。(教会提供)

记者曾被报道,该教会为当地中小学生举办的文化补习班,遭当局驱散,吕根生在镇政府大院遭到村官辱骂及打伤。他回忆说,当天早上:“校长带着我们全镇的小学校长及班主任,四五十个人,还有中心校的班主任,进入教会闹事,摘学生的手机,把学生吓哭,恐吓学生,村官就是打人,在镇政府里面当众打我,还骂我‘就打你基督徒,看你基督徒怎么样’,后来派出所的人拉我,让我起来,我起不来,他们把我抬到警车上送到镇医院,放在那里就跑了”。

此后,由于镇政府将事件通知来自北京多所大学的基督徒志愿者就读的学校,据学生说,部分人因此被校方政治审查。

金天明牧师提行政复议

另外,北京的守望教会被当局禁止聚会已超过一年,目前继续禁止信徒在户外集体敬拜。据总部在美国德州的“对华援助协会”称,长期受到软禁的该教会主任牧师金天明上周就此向北京市政府提出对公安局局长的行政复议,认为公安的行为违反了中国《宪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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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强烈谴责江西新余警察胡平、何亮等人凶暴殴打独立参选人刘萍、魏忠平的反人道、反法律行为!(公开签名信)

2012年09月21日

知悉江西省新余市著名维权人士、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刘萍女士和魏忠平先生,9月19日因当地法院不受理行政诉讼而向渝水公安分局递交《游行申请书》时,遭到公安机关干警脱衣检查、关门暴打、折磨11余小时的消息,我们非常愤怒、非常震惊!

刘萍女士是江西新余“新钢”钢铁厂内退职工,自2009年起一直为本厂工人争取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2011年春,她依照《选举法》,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公开参选当地人大代表。消息传开后,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新华网发展论坛、人民网强国论坛、中新网博客等媒体上掀起了层层热浪,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老师在微博转帖时,公开表示:“愿为刘萍助选。”一时间,刘萍勇敢参选的事迹广为国内国际传诵。

由于当地维稳机关的干扰,刘萍未能成为初步代表候选人,反被非法软禁在仙女湖边,她的参选以失败告终。但2011年的独立参选运动,作为普通女工的刘萍堪称首倡,并以完全独立的公民姿态,彻底的宪政民主立场,而独领风骚。她和魏忠平、李思华三人一道,开创了中国城镇工矿地区参选-动员的新模式。她以一个基督徒的崇高信仰、对民主自由的执着追求、坚韧的践行精神,激励了全国众多的底层抗争者走向推动人权、法治、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

刘萍为

参选和坚持不懈地推进维权,付出了十分惨痛的代价。从2011年2月始,无数次维稳机关的无理拘押、传唤、约谈、软禁、被旅游,都降临到她身上。她更多次遭到身份不明的黑恶势力袭击、殴打与损毁财物。在声援陈光诚进军临沂和前往北京打工的途中,她多次遭到拦截,被脱光衣服,遭受女警和男警的公开殴打,身心屡受摧残,数次住院治疗。而全国各地前来新余声援参选三杰的维权人士也遭受残酷的暴力袭击,杭州王成律师在帮助参选三杰进行选举申述时,就被受操纵的黑势力殴打至昏死。贵州网友黄鸿林在今年二月到新余探望、声援刘萍时,在所住宾馆被受指使的黑势力打手用刀狂砍,一个手指被砍伤,几乎致残。

随着薄熙来事件发生、王立军的倒台,全国维稳机关大多有所收敛,但江西新余的强权者依然故我。据《维权网》9月20日报道,9月19日当日,刘萍、魏忠平向渝水公安分局递交《游行申请书》时,一进公安大门,警察们就关门大喊“一个都不能走”!而后,刘萍被强行推进审讯室,被警号为050529的女警官脱光衣服进行搜身检查,强迫交出手机。警官何亮谩骂刘萍流氓婆、反革命,并不时殴打她,副大队长胡平冲进去殴打并辱骂刘萍,见刘萍强嘴说“我要做公民、不做猪民”,胡平拳脚相加,捶她的头、扇她的耳光,跺她的脚骨。刘萍一天未吃未喝,被打得口吐黄胆水。她有气无力地向两位警察申明“我有严重的胆囊炎、胆结石,随时可能穿孔”。两警官继续边打边说:“你死不掉的,医院就在旁边。”直到他们打累了才停下来,当晚19点40分钟,刘萍“进去”后被折磨了11个多小时,才拖着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身躯被轰出了警局大门。她的手机被胡平以作案工具为由所“没收”,不出具任何手续,其实质就是抢劫。整个拘押过程,不出具任何法律手续,系非法拘禁。

参选三杰之一的魏忠平今年3月份曾被关在黑监狱里,打断了三根肋骨、一根横突骨。9月19日当日,他也同样被搜身、暴殴、辱骂11个多小时;也同样没吃没喝,不让解小便,从头到尾没向他出示警官证件和任何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尽管他反复强调自己曾经被打断的骨头尚未痊愈,却丝毫不能令警察停止对他的拳击。另一位著名的参选者李思华仅仅因为忙于为女儿看病而幸免于皮肉之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三十七条、四十八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权利应受优先保护。

江西新余渝水公安分局在无法律与事实根据情况下,违背法律程序拘押刘萍、魏忠平二人,显系滥用公权。干警胡平、何亮对作为公民、妇女和母亲的刘萍女士和作为公民、伤残者的魏忠平先生的残暴殴打,严重违反并践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刑法》,严重侵害了两位公民的人身权利、人格尊严和基本自由,是一种反人类、反人道、反法治的暴行,更是故意渎职的犯罪行为!

在此,我等崇尚人权法治的各界人士,联合署名,强烈地谴责江西新余渝水公安分局少数干警殴打民主参选先行者刘萍女士、魏忠平先生的暴行!

我们强烈要求当地政府和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立即纠正错误,严惩打人者,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应有的法律处置,向公众及社会界公开事件详细经过,向刘萍女士和魏忠萍先生公开书面道歉并赔偿全部经济损失,同时为其二人提供紧急医疗救助。

我们敦促新余有关当局顺应法治要求,惩恶扬善,切勿官官相护、拖延塞责,走向一条与崇尚民主法治的公民永远对抗、永不和解、错上加错、自掘陷阱的危险之路!

 

签名邮箱:shengyuanliuping@gmail.com

签    名:
     隋牧青(广东律师,手机号码:13711124956)
     肖国珍(北京律师,手机号码:15210442636)
     郭飞雄(广州维权推动者,手机号码:18664641933)
     郭春平(广州维权人士,手机号码:15814819686)
     朱日坤(北京独立制片人)
     王   我(北京独立纪录片作者)
     刘卫国(山东律师,手机号码:13518610665)
     丁家喜(北京律师,手机号码:13701134609)
     王全平(广东律师,手机号码:13189886111)
     杨子立(北京公民)
     吴   淦(超级低俗屠夫,厦门公民)
     黄鸿林(贵州作家)
     白   涛(公司职员,手机号码:13060894064)
     金光鸿(北京律师,手机号码:18611206032)

江西基督徒维权人士申请游行,惨遭警察暴殴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9月21日

对华援助协会获悉,当地时间本周三(2012-09-19),著名基督徒维权人士、独立参选人刘萍姊妹和魏忠平弟兄,前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公安分局递交游行申请,却遭到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警察的违法暴打、辱骂、搜身,长达11小时之久。

以下是刘萍姊妹和魏忠平弟兄的记录,详细描述了在新余市渝水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内所经历的警察对公民违法施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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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三位独立参选人、维权人士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相约于2012年9月19日上午,去新余市公安局渝水分局递交刘萍抗议新余市和渝水区两级法院对其5起行政诉讼不签收、不受理、不回复的《游行申请书》。因李思华要带女儿去看病并要送其上学,临时改由刘、魏先去,李随后再去。

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发生了。在刘萍、魏忠平约8点半钟到达渝水公安分局之后,至下午19点40分钟左右,先后拖着伤痕累累的疲惫身躯离开。这11个多小时里,公安分局执法犯法,将申请人“关起门来痛打”。这种野蛮的暴行,公然发生在中国所谓“法治社会”的执法机关中。


在9•16和9•18新余“反日保钓爱国游行”中,江西这三位独立参选人拍摄到了游行队伍中大量便衣警察等“维稳”人员的镜头,足可证明两个事实:

首先,证明了所谓自发的爱国游行纯属谎言。政法委书记亲临现场指挥,国保警察、武装保卫、治安巡逻等各种“维稳”队伍倾巢出动,游行队伍中神秘的“便衣”随处可见。

其次,三位独立参选人的拍照证明了另一个事实:就是一次次对他们非法拘禁并行凶施暴的便衣警察,也一个个在游行队伍中“闪亮登场”。刘萍在镜头里认出“两会”期间给她戴黑头套、将她从北京押回新余关进黑监狱、对她行凶抢劫的黑衣凶手后,当即就将其照片挂在网上,呼吁人肉搜索。

魏忠平也在镜头里找到了“两会”期间把他关在黑监狱里,打断他三根肋骨、一根横突骨的那些政府人员打手。这些镜头,为将来清算历史罪恶提供了证据基础的同时,也加剧这几位独立参选人人身安全的危险。昨天,刘萍、魏忠平在公安机关被“关起门来暴打”的违法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9•18当晚,新余市公安局袁河分局铁山派出所就有一位舒姓警官找刘萍“谈话”,被刘萍拒之门外。9•19一大早,刘萍单位的“维稳”人员又上门,要带她去仙女湖住几天,实际就是要软禁几天。刘萍说明她要和魏忠平一起去递交游行申请书,单位“维稳”人员就要求陪同他们去递交申请后再去仙女湖。

9•19约8点半钟,刘萍和魏忠平在“维稳”人员陪同下来到渝水公安分局门前。魏忠平帮刘萍拍了张照片后,刘萍将其发到腾讯微博上,说自己来递交游行申请,抗议法院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目的是捍卫法律和公民的诉讼权利。但就因为她这一拍照发微博的合法行为,却成了渝水警方对她施暴的借口。

这时,魏忠平单位的“维稳”人员也闻讯赶到了渝水公安分局,想来劝走魏忠平。他们进公安大门后,警察们就关门大喊“一个都不能走”!再次形成了去年9月底杭州王成律师在新余被“关起门来打人”的架势。“维稳”人员也被误认为是来申请游行的,一起被强行滞留在大厅,被抢夺手机,被强拉硬扯,好不狼狈。

刘萍被带离大厅“进去”后不久,魏忠平也被带“进去”了。“进去”这一公安机关的专用词语,有过“进去”经历的人,就会对其血腥恐怖的内涵而颤栗。刘萍和魏忠平两家单位的“维稳”人员既被“自家人”所误会造成了尴尬不悦,又意外见证了刘萍、魏忠平只因依法申请游行就被治安大队强行带“进去”的事实。

治安大队是原来拘留所的四合院改造的,只有一个进出口,四周极端封闭。刘萍“进去”后反复强调是来交游行申请的,单位领导在大厅等,希望尽快交了就走。但是,约9时许,她被强行推进最里间审讯室,一名警号为050529的女警官要她脱光衣服进行搜身检查后,强迫要她交出手机。刘萍问凭什么?有法律依据吗?

在她们争执时,还没等刘萍穿好裤子,警号为051110的胡平副大队长就冲进来抢夺她的手机。刘萍要求他出具物品扣押单,并在手掌上记录了胡平051110、何亮051247和女警官050529的警号。何亮和女警官就野蛮粗暴地反扭刘萍双手并殴打,扳开其手掌强行擦掉记录的警号。何亮谩骂刘萍流氓婆,反革命,还搞什么民主,凭你们几个人就想推翻共产党吗?

两名警官围殴刘萍,刘萍挣扎,何亮便大喊刘萍袭警。一名便衣警察便用DV对着刘萍拍摄,刘萍要求他们出具法律手续,他们强制刘萍坐下来做讯问笔录。刘萍要求他出示警官证,他每问一句,刘萍就回敬一句“请出示你的警官证”。何亮就自言自语地按其所需做虚假笔录。约9点20分钟,抢夺刘萍手机出去后的胡平副大队长又冲进去殴打并辱骂刘萍:“对杀人犯我都尊重他,唯独不能容忍你这种死皮赖脸的贱货,对你要见一次打一次,看你还敢不敢再来这里!”

何亮抢掉魏忠平佩戴的“公民”胸章,胡平见刘萍胸前也挂着一枚“公民”胸章就质问刘萍:昨天游行时,你喊了中华民国万岁吗?打倒腐败是你喊的吗?你的本事就是跨腿卖**,你这个反革命竟然敢搞非法游行,你只配去做鸡卖**。见刘萍不服并说“要做公民、不做猪民”,凶残胡平就拳脚相加,捶她的头、扇其耳光,跺其脚掌。

刘萍一天未吃未喝,被打得口吐黄胆水。她有气无力地向两位警察申明:“我有严重的胆囊炎、胆结石,随时可能穿孔”。两警官继续边打边说“你死不掉的,医院就在旁边”。直到他们打累了才停下来给刘萍做DNA,拍照,留指印、掌印等等,建立所谓“犯罪嫌疑人”数据库。刘萍质问你们凭什么这么做?但她无力抗拒。

直至19点40分钟,刘萍“进去”后被折腾了11个多小时,才拖着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身躯被轰出了警局大门。刘萍的手机被胡平以作案工具为由所“没收”,不出具任何手续,其实质就是抢劫。在警局门口,刘萍哀求摆地摊卖香瓜的老板借手机打了李思华电话。李思华赶去后,他们向110报警。一辆赣-K011B号警车载着6名警员来到后,只有一名X00090号协警问了刘萍几句话,其余警察进警局出来后,只见一人一挥手,就都上车扬长而去了。

魏忠平只比刘萍早几分钟出来。他也同样被搜身、被暴殴、被辱骂了11个多小时;也同样没吃没喝,不让解小便;也同样被强迫在“犯罪嫌疑人”讯问笔录上签字画押;也同样被扎针按印建立“犯罪嫌疑人”数据库;也同样从头到尾没有向他出示警官证件和任何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

魏忠平说:“我们是来递交游行申请的,我们没有涉嫌犯罪的任何事实和证据。在犯罪的是你们,你们没有任何法律手续非法拘禁并暴力殴打我们,是恶性刑事犯罪”。魏忠平义正词严的据理力争,招来了一顿更加狠毒的恶打。尽管他反复强调自己曾经被打断的骨头尚未痊愈,却丝毫不能让“人民警察”停止残忍的暴打。

李思华带女儿看完病送其上学后,就联系不上刘萍、魏忠平。直至下午4时许,他判断他们可能出事了。自从独立参选人民代表后,他们三人就成了新余市的高敏维稳对象,不断被抓被关被打被抢。而他们坚持从区里到市里到省里到京城,一步步依法维权,一步步申请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甚至刑事报案。

他们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大胆与违法的官方叫板的公民行动,已经把一些“维稳”官员逼到了狗急跳墙的地步。尤其是在9•16和9•18游行队伍中拍到了那几个便衣警察凶手并挂网曝晒、人肉搜索后,这实际上就给他们的人身安全埋下了危险的伏笔。所以,李思华判断刘萍、魏忠平去公安局递交游行申请恐怕是“自投罗网”了!

治安大队长电话预约李思华下午4点左右回复其游行申请。为寻找刘萍、魏忠平的下落,李思华只好单刀赴会。与9•11那天刘萍陪他去交游行申请相比较,他感到了一种特殊的紧张气氛。他接受了特别的盘查后被带进一个小房间搜身检查,被搜出手机和微型摄像机后,被“劝说”回去,不要纠缠惹祸。

李思华坚持认为自己的游行申请是合法的,并强烈要求警方出具书面回复意见。他说我申请游行是抗议法院不依法回复我的诉讼请求,而你们以同样不书面回复的方式对待当事人,我将同样抗议你们。我之所以带微型摄像机,就是要取证证实我走过的法定程序。但是,不管李思华说一千道一万,他都得不到任何书面回复。

李思华没被允许“进去”,既免遭了皮肉之苦,也没能找到刘萍、魏忠平的下落。但他更坚信了“他们已被警方控制”的判断。正当他准备上网扩散这一消息时,他接到了刘萍的求助电话。当晚,这三位江西独立参选人汇聚到一位李姓女维权人士家中后,对于警方所谓“关起门来打人”的阴谋和暴行,他们泪眼相视无语……难道寄希望于体制内的政改,助推民主法治进程,真的就是与虎谋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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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援助协会一直关注江西基督徒维权人士、独立参选人刘萍姊妹和魏忠平弟兄等近年来在依法维权过程中遭遇持续不断的迫害事实。这次他们因为依法递交游行申请反遭警察暴力殴打、辱骂的野蛮行径,令我们感到震惊和愤怒。发生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前夕的这起警察野蛮殴打公民的严重违法犯罪事件,充分说明了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严正谴责人民警察针对无辜公民的暴行,并呼吁中央政府顺应历史的车轮和大潮,及早启动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一个真实的公民法治社会。

对华援助协会了解到,来自北京和广州的两位基督徒维权律师——肖国珍和隋牧青,已承诺出面担任刘萍女士的法律代理人,准备采取法律手段起诉新余市政府和新余市公安局。

肖国珍律师手机:15210442636   电子邮件:bjlawoffice@gmail.com

隋牧青律师手机:13711124956   电子邮件:suimuqing5@163.com

刘 萍手机:  13879013098

魏忠平手机:13507902465

李思华手机:13320001271

 

施暴行凶的警察胡平副大队长的手机:13907903015

渝水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的电话:0790-6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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