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 2011年11月14日
编者按：对华援助协会一直致力于支持“北京守望教会”坚持圣经原则、对教会信仰底线采用和平非暴力的维权方式，并反对北京政府对其实施的长期刁难和逼迫。
关于守望教会被迫坚持户外敬拜的作法，在教会内部引起了一些争议，尽管持反对意见的是少数。11月11日（2011年），美国的中文媒体《基督日报》发表署名为“全威”的《再思中國家庭教會的公開化與合法化》一文，通过对匿名华人牧者“约翰”的采访，反映了对守望教会坚持户外敬拜的反对观点。次日，11月12日，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曼德、《荣耀职场——以工作为天职》等书的作者、中国福音会的同工，在美国发表文章，对《再思》一文中约翰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本协会欢迎投稿，对守望事件继续深入发表教会内部的评论。请在此投稿：
http://www.chinaaid.net/p/baoliao.html
注意：在中国国内的读者投稿，可以采用匿名保护自己免遭政府报复。在海外的尤其是在北美的，请使用真名，或者是众所周知的笔名（例如，曼德），因为你的言论自由是受到保护的，而且，作为基督徒尤其是教会牧者，没有必要对教会惧怕。
下面是转载的两篇文章，供读者明鉴：
曼德：为何要声援守望教会—驳《再思》一文
2011-11-12 来源: 圣山网 作者：曼德
11月11日，《基督日报》发布《再思中国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合法化》一文，文中匿名自称约翰的一位海外主内人士对海外声援守望教会的举止表达了异议。的确，自今年4月10日北京家庭教会守望教会户外敬拜以来，海外不少主内人士对守望教会此举进行非议甚至指责，对海内外信徒声援守望教会更是冷嘲热讽。这与国内家庭教会界对守望的支持形成鲜明对比。10月17日，中国福音会在洛杉矶举办“守望教会事件与家庭教会合法化研讨会 ”，国内家庭教会众多牧者在会前会后通过各种渠道表示热情支持。会前前来参加洛杉矶水晶大教堂“苏文星、张伯笠”音乐布道会的国内弟兄姐妹，表示“国内非常希望海外的声援、海外教会不声援就没有人声援了”；会后北京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在洛杉矶的多次分享中，支持家庭教会争取公开化、合法化的努力，支持主内一体的海外教会的声援，并且表示部分海外华人教会对守望教会的冷漠和指责，意味着这些教会不仅丧失了推进国内信仰复兴的责任，而且将会脱离中国教会和国内家庭教会发展的主流趋势，再不反省，定会成为中国教会历史前进的落伍者。金牧师一言中的、值得警醒。
海外某些主内人士对守望教会此举的非议甚至指责，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点：
1. 守望教会主动向政府注册，是公然挑战政府，违背基督徒顺服掌权者的教导；
2. 现在政府的宗教政策比文革时好多了，只要分散、隐蔽聚会，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守望没有必要追求公开化和合法化；
3. 守望户外整体敬拜，敬拜是假、要挟政府是真，户外敬拜是基督徒故意违抗政府，与罗马书13章的教导不一致，基督徒不能与政府抗争；
4. 守望教会在搞政治，不是在信靠神；仅仅祷告就行了，不能去户外敬拜，海外不能用签名、研讨会的方式进行声援；
5. 神自有时间让中国宗教政策自由，如果现在宗教政策自由了，就会导致异端横行、象欧洲一样信仰滑坡，而逼迫反而能使教会复兴；
6. 没有人能知道家庭教会获政府承认的时间表，家庭教会与其关注合法化，倒不如先做好牧养和传福音的工作、做好对付世俗主义的工作；
7. 基督徒的信仰是属灵的，不在乎敬拜的场所、不在乎在社会的地位、合法性和影响力等等。
其实这些观点都是对圣经断章摘句、溷淆视听的一面之词，不值一驳。首先，从2006年开始守望教会主动向政府以独立社团名义注册，这不是挑战政府，这恰恰表现在基督徒对地上制度的尊重上，也表现了基督徒履行地上公民责任的努力。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全然的神也是全然的人，抹杀了耶稣基督全然的人性（危害早期教会的诺斯底主义），在信仰实践上就导致单单强调信仰的属灵性、而抹杀信仰的属地性，不尽公民的责任、不要教堂、不要教产、不要教会的形式等等都是这种现代诺斯底主义在作怪。基督徒作为地上公民、教会作为国家内社会团体这一方面的要求，必然要求家庭教会需要一个合法的社会法人地位及其各项权利。就如在海外，任何一间教会都要以独立社会法人到政府注册，但在海外正常的，在国内却成为“难于上青天”的大事——北京政府就是不给守望教会独立注册。那些在海外教堂里过着正常的堂会生活的主内人士，是很难理解过着隐蔽、非法、分散、被控制的信仰生活的家庭教会的痛苦的，他们有什么资格指责家庭教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来的合法化公开化的正常诉求呢？
公开、合法、整体、独立地敬拜，是中国家庭教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家庭教会的当代发展，如果说从1970年代改革开放到2000年是福音撒种、大规模松土、以团契为标志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从2000年开始的第二阶段，实际上是信仰深化、教会公开化规范化、文化基督化等为特色。在第二阶段，家庭教会的合法化、公开化、整体化、独立化、自治化是家庭教会新生代的根本诉求，目前，家庭教会在神的带领下已经在中国牢牢地扎下了根基，无论对教会还是政府来说都是“覆水难收”。时代的脚步已经使中国家庭教会从农村走向城市、台下走向台上、边缘成为主流，大部分在改革开放初期建立的家庭教会，经过第一阶段发展，已经如守望教会一样人数众多、事工扩大、影响力增长、信仰诉求提高，金天明牧师一再强调，守望教会过公开、整体的堂会生活，是一个发展了20多年的教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神旨意最为清楚的带领。在西方国家，也有不少教会是从家庭的团契（fellowship）开始发展起来的，当人数增长到数十人左右，就可以建立教堂，公开、整体性过信仰生活。而守望教会人数已经到1000人了，更应该购置教堂、公开敬拜、合法地开展多项教会事工。总之，由于时代的不同，诉求也在升级，这个时代，有教产、有合法社会法人地位等等才利于教会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
其次，某些海外主内人士把中共政权当做比神还大的偶像来拜，使顺服政权完全超过了顺服神，动辄给国内家庭教会扣上“不顺服政权”的大帽子。他们可以在海外讲台上批评美国政府、动辄指责奥巴马，但是对中共政权噤若寒蝉，似乎比神更加不可冒犯。一个信主的人，除了神以外，其他的都不能成为我们畏惧、降服的偶像，政权在神眼里算什么，因为神主宰列国：“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利米书1:10）无论如何，当顺服神与顺服政权出现冲突时，基督徒肯定要把顺服神放在第一位。“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
在使徒行传第4章，由于使徒们在圣殿这个公共场所聚会、信主的人也成千上万，所以造成当权者的恐慌。正如守望教会的孙毅长老所指出的：当时的背景是，不要再在圣殿这种公开场所来讲道，而退回到家里几十人的聚会，他们基本上就安全了，但如此教会在当时处境下见证主复活的影响肯定就小了。此时，主的使者专门来对他们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徒5：20）这是主对使徒明确的带领，让他们知道“站在殿里”传讲生命的道也是争战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徒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所以，尽管他们为此被抓被打，但他们内心还是欢喜，知道自己是在为主受苦。最后圣经告诉我们，尽管受到逼迫的压力，使徒们并没有从殿里退出，“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中，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徒5：42）
在这里，顺从神而不服从人的原则得到了彰现。这个原则告诉我们，虽然掌权者起初也是神所立，但掌权者也在很多时候违背神、亵渎神甚至与神作对，在这种时候，掌权者走上了与神对立的反面，它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它不再被上帝所护佑，甚至被上帝所诅咒。而掌权者所引起的人们的反对、批评和反抗，不仅不应该被谴责，而且会受到上帝的悦纳与赞许。
《罗马书》13章1-5节集中阐明了基督徒为什么要顺服政权的两个理由.这两个理由第一个是“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顺服是因为“政权神授”。第二个理由是“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顺服是因为“政权公义”。这两个理由在第5节中作出了综合概括：“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总之，顺服政权是因为政权是神授的、是公义公正、赏善罚恶的。
顺服的理由是政权的神授性和公义性，换句话说，正因为政权的神授性、公义性我们才去顺服。我们顺服的政权应该是神授的政权、公义的政权，神授与公义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如果一个政权虽然是神所命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但它明显违背公义，那么就不能达成顺服的全部条件；另外，一个政权在初期虽然是神所命的，但它后来的作为表露它在背叛、对抗神的旨意，那它与神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断裂，它在这个时候就不再是神授的政权，而是渎神的政权，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顺服的是神，而非这个渎神的政权；我们顺服的是神授的政权本身，而非顺服政权的恶行、背叛和渎神。
由此可见，《罗马书》13章所说的顺服，是一种“有条件”的顺服，而非无条件的顺服。这个条件实际上就是《罗马书》中对政权的界定：政权必须是神授的，政权必须是公义的。而如果政权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我们是否还要顺服呢？《罗马书》13章并没有给出直接、明确的答复，但是根据全部《圣经》的教导、根据神学逻辑的完满和我们对神旨意在生命经历中的领会，我们认为对待那些渎神的、不义的政权，尤其对待政权的各种恶行，我们不仅不应该顺服，而且应该以不服从为原则、为使命、为天职。
约翰加尔文在《罗马人书注释》一书中针对罗马书13章写道：“保罗在此乃是指示我们神设立官员的目的。除非这个有益的、美好的制度因人的错失而变为腐败，否则我们一定会从这种秩序上得到好的效果。执政的人绝不应当滥用权柄来冤屈善良与无辜的百姓，不然就变为暴虐的政权了。任何政府若不是为了保护百姓，就不可能存在，独裁的暴政也是如此”（《罗马人书注释》、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出版、1995年4月第二版）。
另外，不义的政权是否促进了信仰的复兴呢？实际上按照这种论调，似乎北韩比南韩更具有大复兴的土壤，但实际上北韩如中国文革时期，你是基督徒就要被迫害，基督教毫无发展的空间。倒是南韩、新加坡信仰非常复兴，这是因为有宗教自由的根基。有宗教信仰自由，才能大规模地进行宣教、植堂等事工；有宗教信仰自由，才能让人对多种宗教有比较和鉴别，才能让基督教会根本上防范异端。那种认为毛泽东和中共的专制铲除了偶像和异端的论调，分明不顾文革时对毛个人崇拜、对政党偶像崇拜的剧烈毒害之事实，也不顾正是专制造成的封闭、落后、愚昧，才是出现基督教会无法识别异端的土壤。在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地球村普世价值的今天，身在美国的海外主内人士，还在为国内的信仰专制而辩护，居心何在？
也有人主张基督徒不闻政治，家庭教会的兴衰跟政治无关。是这样吗？实际上中国教会在上个世纪初的不闻政治，导致非基督教运动泛滥，最终导致共产主义无神论者掌权，几千宣教士赶出中国，文革时几乎被消灭。而自改革开放后教会有大复兴，很多人把家庭教会复兴单单只归自身，但老实话说邓小平等一代人的改革开放政策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政治对宗教的影响。因为上帝也是政治的主宰，我们不理政治，反而会被政治绊倒。政教分离，也指政府和教会在权力和功能上的分离，而不是政治与宗教，政治与宗教是分不开的，这在赵天恩牧师《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一书中有深刻地表述。
最后，《再思中国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合法化》一文认为海外的呼吁、声援不仅不起好作用，反而会起到阻碍作用。实际上受逼迫的教会很希望外界的关注和报道，我前段时间跟一位短时来美国的南方家庭教会领袖谈，他就说没有海外的呼吁，那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这些年来家庭教会信仰维权的历史也证明，任何的努力，是会起到很大作用的。中国福音会创建人赵天恩牧师，正是对广大农村家庭教会受迫害的广泛报道，才使农村家庭教会的局面逐步改善，以前政权对农民信徒的迫害是无法无天的，经过赵牧师和不少律师给农民信徒的呼吁和法律援助，各地方对家庭教会的迫害才不是那么肆无忌惮了。
2002年中共把湖北“华南教会”定为邪教，龚圣亮等五名创办人及骨干成员被湖北中级法院判处死刑。当时美国的中国福音会、对华援助协会等主内机构，在媒体、教会界、美国政界积极活动，终于使华南教会教桉发回去重审，最终没有一个被判死刑。
2004年，北京家庭教会的蔡卓华牧师仅仅因为无私奉献为家庭教会印制并无偿赠送《圣经》等宗教书籍被捕，2005年6月，海淀区检察院起诉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如果有关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的规定，蔡牧师将有可能以这么一个奇怪的罪名被判处15年以下有期徒刑。当时范亚峰、王怡、陈永苗、滕彪、高智晟、许志永、张星水等律师、学者组成基督徒维权律师团，严谨取证，在法庭上大胆辩护，最后在国际舆论和法律压力下蔡牧师判了3年徒刑。这又是一个信仰维权的正面桉例。
2009年6月初，由于成都地方政府无理剥夺成都「秋雨之福教会」依据民事合同合法租用的聚会地点，该教会被迫在教会附近的公园多次进行主日敬拜。2010年5月，广州「良人教会」也基于完全一样的理由在广州的一个公园进行了户外敬拜。当时海外主内外人士对这两间教会进行了大力支持和声援，在多方努力下，这两间教会已经有自己的正常、持续的敬拜空间了。
总之，正如一位国内家庭教会领袖对本人亲口说的，现在海外对国内家庭教会的声援根本不是该不该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大力度、更有成效地作的问题。是的，这才是摆在海外基督徒眼前的真正任务。
神创造人类作为神的代理，在地上进行全面的管理治理，人必须付诸行动、在全地彰显神的属性。祷告也是行动，但除了祷告，神交托给其儿女“修理看守、治理管理”的使命更需要有众多行动来回应。神是爱，神也是公义。爱不但是救济，爱更体现在改变不义。救济能体现我们的大爱，但并不能改变不义的旧现状。正如一个人有爱心、有公义心，但缺乏力量改变黑暗的体制，那么他的救济就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能改变大局、也不能彻底改变现状，旧体制依然会作恶不断。所以，真正的爱是要使不义改变为义。爱要有力量有行动。一个基督徒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捍卫自己的信仰权利。雅各书2：17：“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基督教的英文是Protestant（也被称为新教、抗罗宗），就是抗议的意思，基督教本身就是反抗政教合一的天主教专制的产物。无论如何，基督徒的与黑暗权势的抗争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是不能丢失的，否则就很难与最初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徒精神来相称。
让我们以守望教会会友樊春良在《我看见了，我们在一起敬拜》一文中的话作为结尾：“一想起户外敬拜，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天明牧师4月3日告别老故事餐吧的讲道，想起他说的一句话：户外敬拜是守望教会的十字架。十字架既是苦难，也是荣耀，是要背负前行的。对于一个持守“山上的城”异象的基督教教会，当世界不让你矗立在山上，要把你驱散到山脚下，你当怎样行？只有走出来，向前走，别无选择！”
文章来源：http://www.shengshan.org/article/gonggongshenxue/20111112/605.html
再思中國家庭教會的公開化與合法化
全威 / 基督日報記者 2011年11月11日04時12分 (PST)
隨著近幾年中國家庭教會（特別是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的迅速發展，中國家庭教會公開化與合法化的議題越來越受到海內外華人教會及宗教學者之關注。有人認為家庭教會應採取積極的姿態爭取得到當局的認可，另有人則認為現階段宜謹慎保守。
目前積極提倡家庭教會公開化與合法化的是少數的、但有影響力的城市家庭教會，北京守望教會就是其中之一。今年4月，北京守望教會以戶外敬拜的方式作為向政府抗議的手段，以爭取教會使用公共場地進行宗教活動的自由。事件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並有不少海內外基督徒用各種方式聲援，支持守望教會與中國當局和平抗爭。支持者認為，堅持戶外敬拜是中國家庭教會公開化、合法化歷程中的標誌性事件，甚至能影響中國家庭教會、公民信仰權利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未來走向。
另一方面，守望教會內部有一些牧者及信徒因不贊同教會為謀求信仰自由而採取向政府抗爭的做法，最終選擇退出教會。這批被冠上「順服（掌權者）派」的信徒認為，既然政府不准家庭教會舉行頗具規模的公開敬拜，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就應分散聚會，沒必要用戶外敬拜的手段向政府施壓來獲取信仰自由。
基督徒該如何客觀看待中國家庭教會公開化與合法化的議題？聖經是否支持基督徒為了信仰自由而採取抗爭手段？還是勸勉信徒逆來順受，順服掌權者，默默等待神呢？
另外，有牧者認為比起宗教自由限制，中國家庭教會面對最大的挑戰其實是世俗主義（金錢、權利和女色）的誘惑。即使家庭教會在中國完全實現合法化和公開化，也將同時受到世俗主義更大的衝擊，家庭教會現在就應開始為此作好準備。
在美國牧會、推動華文神學教育多年，同時又對中國各地家庭教會有著豐富服事經驗的約翰牧師，日前與本報進行獨家專訪。他以聖經為根本，對上述有關中國家庭教會合法化與公開化等一系列富有爭議性的話題給予客觀與深入的分析，盼望引起讀者朋友的深入反思和共鳴，鼓勵大家繼續為中國基督教未來的發展守望禱告。
用抗爭手段爭取信仰自由缺乏聖經理據
研討中國家庭教會的公開化與合法化，北京守望教會戶外敬拜的事件常被當作探討的典型個案代表。在訪談中，約翰牧師對守望教會以抗爭手段去謀求信仰自由的做法持保留態度。
「基督徒用抗爭手段去爭取信仰自由的方式缺乏聖經的支持，所以我不贊成守望教會用戶外敬拜手段向政府施壓來推動家庭教會公開化與合法化的方式。」
約翰牧師解釋說，翻開新約聖經，找不到任何有關初代教會的聖徒和政府抗爭的記載，使徒在書信中亦從未鼓勵信徒採取公開請願、遊行示威或其它比較激進的手段來向政府施壓爭取寬鬆的信仰環境。
相反，使徒保羅在羅馬書13章1至5節勸勉信徒要「順服掌權者」。約翰牧師進一步說，保羅寫羅馬書的背景是羅馬皇帝尼祿執政時期，尼祿是歷史上出了名的暴君，他迫害基督徒的手段既殘忍又離譜，不把基督徒趕盡殺絕不罢休。
然而即便遭受當局殘暴的逼迫，保羅從未鼓勵信徒向政府抗議施壓或者用暴力革命去推翻政府的統治。因為保羅知道執政者的權柄是從上帝來的，所以他勸勉基督徒要順服政府的權柄，甚至為掌權者禱告。
從政教分離反思守望教會事件
探討守望教會事件時，政教分離與政教合一是繞不開的話題，因此约翰牧師緊接著談論政教分離的意義。簡言之，政教分離的意思是教會和政治互不干涉、互不影響。他表示，政教分離原則有利於教會的健康發展。
與政教分離相對的是政教合一。自公元四世紀，即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定為國教以後，他把自己立為教會最高的領袖，結果基督教從一個受迫害的宗教轉變成在歐洲佔統治地位的宗教，政教合一制度從此延續下去。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政教合一不僅束縛教會的健康成長，又把基督教引向腐敗，政治上亦不得人心。當時實行政教合一制度的歐洲統治階級就是利常用宗教力量來維護和加強自己的統治，而宗教領袖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與統治者同流合污。
政教合一制度延續1,300多年後，一批信仰虔誠的英國清教徒為了躲避英國國教的迫害，同時尋找可以自由敬拜神的土地，他們毅然背井離鄉，乘坐五月花號帆船，不辭千辛萬苦的遠渡大西洋，最終抵達美國。
在登岸之前，清教徒簽署了《五月花號公約》，並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原則，這對日後美國憲法中政教分離原則的確立起著決定性的影響。
约翰牧師表示，政教分離是宗教信仰自由不可或缺的前提，同時又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其實，宗教信仰自由乃是人的基本權利，每個人都有敬拜神的自由，真正的宗教自由法應落實出這個基本原則。
然而，今天仍有很多國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或多或少的受到限制，對於生活在那些地區的基督徒，约翰牧師鼓勵他們遵從使徒保羅「順服掌權者」的勸勉，學習禱告和忍耐。
他對「順服掌權者」的意義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基督徒對地上的政權應抱持「順服」的態度，順服掌權者其實是在順服神。因為神設立政府權柄、命定掌權者的目的乃是要維護良好的社會次序，保障國泰民安。
然而，當政府法律明令禁止基督徒敬拜的話，基督徒則要順服比掌權者更高的神，堅持敬拜神、不可停止聚會，在這方面基督徒是容不得半點妥協的。但他又補充說，基督徒在追求信仰自由时要確保不影響政治，同時又不被政治所影響。
針對守望教會事件，约翰牧師認為比較理想的處理方式是教會採取分散聚會的方式，這樣不僅達到基督徒敬拜神的目的，同時又避免和政府發生衝突。
约翰牧師不贊成基督徒向政府施壓爭取信仰自由的手段，因為這種激進的做法並不符合聖經的教導。在他看來，神的旨意乃是讓基督徒在一個不是絕對自由的環境中去學習順服及忍耐的課。
他指出，其實初代教會比今天的教會更有理由向政府抗爭。因為當時初代教會的外部信仰環境更為惡劣，而教會內部又非常復興，出現很多大有恩賜和能力的使徒、門徒。
仔細查考聖經可知，初代教會並未用任何抗爭的手段向政府爭取信仰自由。一方面，那些身處逼迫環境的聖徒在默默的忍耐並為掌權者禱告；另一方面，他們分散開來，繼續敬拜神和傳福音領人歸主。因此，初代教會為客觀看待並解決守望教會事件提供最好的借鑒。
家庭教會沒有資格談政教？
最近有人提出中國家庭教會在合法化之前是沒有資格談政教關係的，家庭教會只有先獲得合法身份，才能與政府配有同等地位的政教關係。
约翰牧師質疑這種說法有失偏頗。他表示談政教關係根本沒有所謂合法化和地位平等與否的問題，若是按照那種說法，那麼初代教會以及早期推動宗教改革的基督徒所成立的更正教亦沒有資格談政教關係了，因為它們都是非法的，不被政府所承認的。
因此，他認為用政教關係去研討中國家庭教會的問題並無不妥。
中國宗教環境改善是禱告的結果
中國大陸的宗教信仰環境在近30年來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以前家庭教會20人左右的聚會就受到政府的干涉，現在這個底線已普遍提升至100多人（個別地區的情況有所不同）。
對此，有牧者認為中國信仰自由度的擴展完全在於改革開放以來家庭教會信徒不斷伸張自己信仰自由權利的結果。
然而，约翰牧師對此說法表示反對，「我認為，這不是靠抗爭所取得的，而是基督徒長期、恒切禱告以及對信仰堅貞不移的結果。」
他說，中國家庭教會的弟兄姊妹為主做了很美好的見證，讓政府逐漸認識到基督教是有益於國泰民安的好宗教；再加上現在家庭教會基督徒數量飛速增長。這兩個主要因素促使政府對宗教自由給與一定的放寬。
不支持守望教會並不代表畏共、恐共
北京守望教會受政府壓制以來，引起海內外華人教會的廣泛關注和代禱。约翰牧師亦默默的為守望教會禱告呼求，但他並不贊成簽名等較為激進的聲援方式，這不是說恐共、畏共或者失去對社會事務的關心。
正如前面所言，初代教會對政府的壓制採取忍受的態度，並為掌權者禱告，藉此學習忍耐和禱告的课。因此，约翰牧師認為，基督徒摒棄激進的聲援手段才是符合聖經教導的正確方式，這和政治、社會公義沒有直接的關係。
约翰牧師還進一步表示，簽名聲援守望教會的人士批評未簽名者、並把他們和恐共、畏共歸結在一起的說法實在是有失公允。在他看來，這種激進的言論反倒把守望教會事件牽扯到政治上了。
「試想，倘若中國所有家庭教會都效法守望教會向政府抗爭的手法，那麼整個社會不就大亂了嗎？而且這種激進的做法恐招來政府更為殘酷的打壓，勢必會連累到更多的家庭教會。」
家庭教會需警惕世俗主義
约翰牧師還提醒家庭教會把關注在合法化與公開化的焦點轉移到門徒訓練上，因為現今給中國教會造成最大威脅的不是來自政府的打壓，而是世俗主義的侵襲。
他說，今天很多西方的教會經不起世俗主義的衝擊而走向沉淪，基督徒的信仰逐漸倒塌，屬靈慘狀令人觸目驚心。所以，倘若家庭教會不能在真理上深紮根，即便日後迎來信仰完全自由的環境，仍会步今日西方教會的後塵。
最後，约翰牧師給熱衷推動家庭教會合法化與公開化的牧者和信徒們提出善意的忠告。他表示，一個國家宗教政策的改變，不是靠基督徒激進的手段能辦到的，而是要不斷禱告等候神的工作，讓神去改變。
所以，中國家庭教會只要專注在傳講真理、搶救靈魂以及信徒靈命建造上，且在逆境中多多的禱告仰望神，避免和政府正面衝突。」他相信，在不遠的將來，神會改變中國，到那時基督徒可以完全自由敬拜神，家庭教會將真正實現合法化與公開化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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