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 特公布 基督徒高智晟律师撰写关于新疆基督教家庭教会 受宗教迫害的调查的报告。
本协会呼吁社会各界良心人士继续关注高律师一家以及 晟智 律师事务所受威胁冲击的其他律师的遭遇.对华援助协会 再次呼吁全球基督徒为高律师和他的太太 耿和 及孩子切切祷告,并透过电子邮件和电话 表达爱心和支持.对华援助协会呼吁社会各界良心人士关注新疆宗教迫害的状况，强烈谴责有关当局对良心人士高律师一家的威吓,呼吁中国最高当局立即采取具体 措施,解除对高律师和其律师事务所的迫害.
高智晟联络办法:
+86- 10-81990759（小灵通） gaozhisheng@263.net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部长吴爱英：
电话:+86-10-65205114 传真:+86-10-64729863
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南大街10号 （邮编：100020）
附:北京坡上村教会致高智晟律师等八位先生的感谢信
前北京市委党校 讲师, 中国家庭教会牧师, 威斯敏德神学院哲学博士候选人): 傅希秋
2005年12月30日 于美国德州美德兰市
对 华援助协会 2005年12月30日发
高智晟:新疆基督教家庭教会生存状况调查
作者：高智晟
2005年11月15日至11月20日，我利用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开庭的机会，对新疆基督教家庭教会目前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了解，这一“秘密”实际上已被 当时追至乌鲁木齐采访的《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周看的文章所公开。 (博讯 boxun.com)
没有走访被迫害的法轮功信仰者那样的惊心动魄和浓烈至让人窒息的血腥残暴，但这却并不影响我们对当地政府的对基督教家庭教会野蛮打压，对家庭教会成员 随心所欲的非法抓捕、迫害的残酷现状的评价。
新疆警察的野蛮、无知及无法无天决不在京畿之地的、残无人道地强奸我信 仰法轮功女同胞的警察何雪健之下。应被访者的请求，我在这篇调查中，将隐去他（她）们的真名！本调查篇幅中，我将尽可能多地以被调查者的口述内容为主。我 调取了13名信徒的自书经过，择其中部份在此公布：
基督教徒马连如2003年11月在奇台县被抓经过：“当我与十几 位基督徒在一位叔叔家聚会（过圣诞），当时我们在唱歌，派出所、奇台县公安局以及宗教局的人来到了现场。他们来到之后让我们停止了唱歌，问我们谁是带领聚 会的，当时我说我就是，他们就用照相机拍黑板上的圣经章节，又把每一位基督信 徒带到房间去录笔录，然后把我和一位弟兄带到了警车上，把我们的皮带给抽走了，就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让我们坐在会议大厅好好反省。他们让我老回答他们的 笔录，又用皮带抽打我的身体，他们给我说我们信的（基督教）是邪教，没有通过他们的批准，又恐吓说如果你不老实交代，就要把我送到监狱，最少也要让我坐三 年牢。我就把他们所问的事情讲了出来，问完后又把另外一位弟兄叫去作笔录。过了一会，我看到他们把信徒所奉献的钱以及奉献箱也一同拿到了派出所。他们把我 送到一个小房间，用手铐把我反手铐在暖气包上。到了晚上，他们说如果我要从这里出去的话，必须要交给他们一千元的罚款，就让我打电话给家里，让家人拿钱来 保我。我一直背靠暖气包站着，等到第二天家里来了人，没带钱，他们就不让我与家人见面，家人最后还是无功而返。第二天的晚上到十二点，他们又让我给他们写 了欠条，欠条写完之后他们才让我从派出所出来”。
奇台的基督徒汝林2004年2月5日在奇台县被抓经过：“当时有二 十多人在一起唱歌，突然听到外面有很大的响动，我们向窗口看去，有几个公安人员已从院墙外跳进来，冲进屋子之后让我们都不要动，有一个公安队长拿着摄像 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头抬起来，把我们每个人都摄下来，又都让我们把皮带抽 下来，让我们站在门外排队，他们就在房间内搜东西，床上、桌子上搜的凌乱不堪，又把我们从乌市买的十几本圣经还有我们每个人拿来的圣经都没收，有一个姐妹 从乌市批发的小收音机也给没收了。然后让我们上了警车，走的时候一个警察踢了我们一个弟兄一脚，把我们一批一批的送到了县公安局。他们叫来武警看守我们， 警察就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叫去审问。审问到我的时候，他问了我许多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就把别的信徒作了处罚，有罚四百元的，有罚三百元的、二百元 的，还有一百元的，把我们其中四人作为拘留，让我们签传唤单，传唤单的内容是非法聚会，而在我们的拘留证上却写的是‘邪教活动’，我们几位不愿意签，警察 说法律条例上没有这一条，我们只能用这一条（邪教）来定你们的罪。最后我们还是一一签了名，判了我们15天的拘留。在看守所里，他们又把和我关在一起的弟 兄审问了许多次，我和跟我在一起的弟兄在里面被关了17天，出来时看守所的人员又向我们要了每天25元的生活费，共计375元”。
教徒倪树军夫妇的遭遇：“2004年7月12日，有一批基督徒到昌吉州铁路渡假村去旅游，由于当天天气特别热，大家吃完午饭，都没有出去，都在有空调 的房子里休息。有的人在祷告，有的人在谈论。忽然从外面闯入十几个人，有的身穿公安制服，有的是便装，没有出示任何的证件，也没有说明自己身份， 有的人拿着摄像机对大家开始录像，有的人拿着照相机拍照。就在大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莫名其妙时，有一个身穿制服的公安大声说，‘不许乱动，原地蹲下’，对 大家的态度像对待犯人一样凶，也不许别人说话，然后就开始登记姓名、住址、工作、电话号码等等。登记后就带出去，看到外面的情景，让大家大吃一惊，有几十 辆警车，还有三四辆部队的军车，还有一辆大客车，外面站满了警察和武警。然后把所有的人像押犯人一样押上了那辆客车。
天 气热，车里人又多，一个挨着一个的站着，车内就像蒸锅一样，让大家汗流浃背，透不过气来。就这样被抓到十几里路外的一个学校，把大家分别关在教室里面，开 始录口供。问：你们为什么来这里，谁组织的，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都是基督徒等等详细经过，然后又让我们拿一张纸写上自己的名字，举在胸前拍 照，有几位弟兄他们‘认为可疑’，被刑事拘留十五天，其他的人被通知当地公安局，带回本地处理，有的被刑事拘留，有的被罚款。我被带到户口所在地（本垒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处理，他们态度凶恶、言语粗俗，批评教育后，让我写下‘保证书’，不准再参加任何的宗教活动，不准有任何的传教行为，后释放。我妻子被 带到户口所在地（奇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罚款处理，事后我们回到常住所在地乌鲁木齐。
2004年7月20日，乌鲁木齐 市沙依巴克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来到我们家，把我和我妻子抓到国保大队，问7 月12号我们是否参加昌吉铁路渡假村的活动，那次活动是谁组织的，详细经过，作完笔录后，我被送到乌鲁木齐西山看守所，第二天，他们又来到看守所对我进行 审问，第七天他们让我签了延期拘留，我问办案警官我什么时候能出去，我29号要考驾驶证，还有还按揭房款，一位姓马的警官说，我就要让你的驾驶证考不成， 让你交的学费过期作废，让你的房款还不上，让房产公司没收你的房子。到了十五天，莫名其妙地把我们释放了，没有办任何手续，至今我们也不知什么原因。更让 我想不通的是，这件事是在昌吉州发生的，已由昌吉州处理完，交给户口所在地本垒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又处理，事情完了，我常住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安局国 保大队再对我们拘留十五天，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我妻子在被关押期间，被多次审讯，有一次被警官从看守所带到国保大队连续审讯长达48小时，精神、身体受到 严重打击。马大队长还打了我妻子几个耳光，还用脚踢，有一位维族警官也打了我妻子几个耳光，逼她说出谁策划组织、有什么目的，我妻子说没有任何目的，只是 基督徒一起去渡假村玩，还有按基督徒一贯的信仰生活、唱诗、祷告、赞美神，这有什么错。但他们说这是非法的，没这么简单，要用法律制裁，直到现在我们也想 不通，我们这些有纯正信仰的基督徒，在这个有法制的国家里，为什么在国家公安警官的眼中被看为是罪犯。”
63岁的夏 灵芝（真名）老人来见我时泣不成声：“我于2005年8月5日15：00在西山路156队一平房内参加基督教祷告会，刚进入屋内还 未坐定，就冲进一帮公安人员，勒令屋内人员原地不动，并说‘只准进不准出’。我当时由于腹泻几次要求上厕所，公安人员不准去，我手中有个提包，这时由于想 上厕所把包打开找卫生纸，想起包中有钱（是我侄子的朋友给我让买火车票的钱），我害怕钱在混乱中丢失，于是从包中拿出想放在裤子口袋中，就被沙区公安分局 国保大队的一位任警官看见，他上前把钱抢过去，又顺手抢走我的包，并且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之后公安人员开始一一点名，点了名字的人就被车拉去西山派 出所，全部被集中在会议室里。然后又一个一个叫去单独审问，我被叫去问：‘是谁组织的’，我说不知道。他们又问：‘你知不知道这是非法集会’，我说：‘你 说是就是’。他们在笔录上写的是‘我承认是’。问完我以后被带去照相，就像电视上演的犯人那样，手里举着写着自己名字的牌子在胸前，我们闹着不照，被强迫 照了。之后又被带去在一张纸上按手印，我眼睛看不清楚，也不知道在什么上面按的，十个手指个个按完，又用全手按手印。然后一个一个点名，这时已是2005 年8月6日凌晨1点钟，我与其他三人被送到乌鲁木齐六道湾女子收容所，当时我被告知并发给我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我进行行政拘留十五日。2005年8月17 日我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转到六道湾看守所，这期间我被提审了10次之多，由于长期在看守所的艰苦环境下，我记挂家中丈夫、女儿，压力极大，我本人也有 冠心病和高血压，一直非常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我心力交瘁、头脑混乱、思维不清，在第八次提审中，我情绪极为激动，心情波动很大。姓任的警官告诉我早承认 早回家，并软硬兼施，我那天不知道怎么就受了他的言语诱惑，又因为他曾经打过我，心中一直惧怕他，所以就真假不分地承担下来。
2005 年8月31日，我儿子去国保大队，有位警官给他说我是国家公安部的通报人员，回家后我儿子一直处于焦虑之中。由于儿子一直有高血压，再加上近一个月为我的 事情心情抑郁，导致第二天下午（2005年9月1日）突然脑出血，送医院抢救无效辞世。小女儿向国保大队提出取保后候审，我于9月2日下 午18：30分被放出看守所。取保候审期限为一年。我被放出看守所的当天下午，沙区分局法治科的人又一次对我进行讯问，并告知我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国家 公安部通报，问我服不服，我说‘不服’。2005年9月6日上午，国保大队打电话叫我们把取保候审手续带去，并带去5000元现金，说把人保改为财保。我 不明白，问原因，警察严厉呵斥说，这是上级的命令。自2005年4月起，我多次发现有人跟踪我，也去问过地质九队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否认。2005年9月 12日，我女儿及儿媳去西山派出所办户口，片警沉警官告诉我女儿及媳妇说我被判处三年劳教，并说我被公安部雇佣的四个人轮流从五月份跟踪，一直到我被抓， 我认为我被跟踪是严重妨碍和侵犯我的公民自由权。另外，《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及义务告知书》我是回家后家人念给我听，并且我才知道本应在第一次审讯后就给 我的告知书，却是第十次审讯后给我的，所以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我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我叫童其 苗，2005年9月28日早晨，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0998-2685277）说：‘我是国家安全局的，姓艾。’他让我马上到安 全局一趟，说有事要和我谈。由于交通不方便，我将近11点到安全局门口，有姓艾的人接我到后面2楼招待所的房子，我一进房子里发现有两个男人躺在床上，一 个汉族，一个维族，大概都有三十岁左右，我就上前与那个汉族人握手说：‘对不起，由于事情多，厂子又在农村，交通又不方便，耽误了一点时间。’没想到话没 说完，他就勃然大怒，竟出言不逊地骂到：‘妈的个屁，你算什么东西，今天我们没有开车铐你来是给你面子，我们注意你已经一年多了。’我说：‘你有证据现在 就可以铐我。’瞬间那个姓王的汉族人双手把我的手拉开，不由分说一脚狠狠地踢在我的胸脯上，当时我感到胸部一阵巨痛，当场就跌坐在地上。那个汉族人还蛮不 讲理恶狠狠的让我起来说话。那时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说话，只感到胸部疼痛难忍，我说：‘我心口实在疼痛，没气力说话。’那个人蛮狠的说我是假装。我问他： ‘你这不是知法犯法吗？你有什么权利打人？’他说：‘我们在案中有权利采取措施。’我问他：‘我究竟犯了什么法，你们竟如此对待我？’这时又进来两个人， 一个是姓汪的汉族人，另一个是姓艾的维族，这个姓汪的科长一进门就说：‘听说你厉害的很！’我有气无力的说：‘你们为什么打人？’而动手打我的那个姓王的 汉族人马上说：‘谁打你了，打在哪里？’汪科长却说：‘你是个无赖，像你这样的人，我见的多了！好吧，你这个地方不谈，我们换个地方谈。’于是汪科长让那 个姓艾的维族人拿了拘留证来，放在我面前。当时我的胸口已经痛得无可忍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看到这种情景，汪科长出去了，那个打我的姓王的近前来对我 说：‘老童，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把我问你的事说清楚，你就可以回家。’这时我的胸口越来越痛，我用手捂着胸上，吃力地一字一句地回答他所提的问题。痛苦 不堪的我多次提出去医院检查被拒绝，后我实在痛苦的无法回答问题啦，才被送到一家私人医院，姓王的首先到医生办公室交代了一番才出来，把我带进去，开始做 心电图，再后来拍片子，然后又把我带回到车上，等了40多分钟，王又进医院，不一会出来，把我重新带进医院的检查床上。医生问：‘哪个地方痛？’我说： ‘其他地方都不痛，就是胸这块痛的厉害。’当医生伸出两个指头按我的胸骨上时，痛得我全身冒汗，最后医生说：‘没有事，吃点药就行了。’姓王的又把我带进 车里，回到安全局的后院二楼原处，他把材料都抄写一遍，这时我已经痛的无法坐在床上，只得手按住胸脯，蹲在地上。这时那个姓汪的科长进来，看我蹲在地上， 厉声让我起来，我说：‘我真的起不来啦！’汪说：‘医生不是看过没事吗？’这时打我的姓王的把汪科长叫出去说了些什么。最后进来把他们重抄的笔录读一遍， 叫我签字、按手印。又说：‘今天的谈话不愉快，马上要过节（国庆节），你回去好好的做生意，我们这边如果有事就打电话你就过来。’就这样，我一步一步挪到 大门口，剧烈的疼痛已经使我无力再走，这时已经是晚上8点，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妻子接我。把我送到喀什市第二医院急诊科，后进行诊断为胸骨骨折。这就是我被 叫到安全局所遭遇的全部过程。”
与夏灵芝老人那次一道被抓到西山派出所的有69名基督教徒，被折腾了一天，每名教徒 的名字都被编上号、写在一张大白纸上，并强制他们将写著名字、编号上的白纸举到脑前，逐一拍照。对大部份教徒作了罚款处理，名为罚款，却什么单据都不出 具，这和抢劫无任何区别。夏灵芝、周莉、张红新、倪土美、赵 玉莲、蒋林等十几名教徒被拘留关押，其中夏灵芝、周莉被口头通知劳教三年，倪土美被劳教两年，后引发国际关注后，被关押审讯了34天的周莉被突然释放，无 任何手续。夏灵芝老人在被关押审讯28天后，其子在从警察那里得知母亲是被公安部雇人跟踪了半年的要犯，将被劳教三年的消息后的一天内身亡，老人被放出后 还被追要了几千元钱。29岁的蒋林是唯一一位这次大规模抓捕这些基督徒过程中见识过“老虎凳”者，他被警察“安置”在老虎凳上近30小时，其间警察马斌还 对其进行了殴打。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被关押的教徒拿到了处罚文件。我们在警方对赵玉莲的处罚中看到的处罚理由是：“进行非法基督教传教、扰乱社会秩序。”
在对新疆基督教徒信仰环境的调查中，我们再次看到警察群体令人失望的身影及他们那强劲的、毫无任何顾忌的破坏社会秩序的野蛮能力。在我们获得的调查文 字中，无一例外的规律是，警察在“刑讯”过程中问话稍有不顺，或被问者的回答不合问者的“口味”时，即都会以“再不老实，劳教你三年”作为他们 “办案”的强劲工具。整个调查中我们发现，数量庞大的警察是专门为了打压信仰自由价值而存在，野蛮抓捕、打压、冲击并“审讯”基督教徒，成了这群警察常年 工作的全部内容。正常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们持续反复地对仅因聚会祷告而被关押的信徒的“审讯”的那种无聊和无耻，你根本无法想像那即是一群成年人在做的事。 在他们眼里，基督教也成了邪教，这根本是无法理愈的荒唐。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一切正的都成了邪的呢！足见他们才是真正反文明的邪恶势力。
我的调查及写成这篇调查文字，并不单一是为了揭露黑暗及凶残的权力，凶残及反动权力的恶名早已被他们的长期恶行深深地植入绝大部份人民的心底，已无需 用我的文字来告诉人们。我们持续想提醒人民的是，继续容忍这个杀戮一切向上力量价值的反人类的权力集团的危险性——对我们自身的危险！对我们可爱子女未来 的危险。在全人类任何国家，基督教信仰者的信仰都能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呵护，惟独我们的权力在张牙舞爪地予血腥打压，犹如法轮功在全球 60个国家都属合法而惟独在中国被诬为“邪教”一样。“法轮功的六年灾难，基督教的五十六年”，一位学者在与我作上述沟通时感慨道！我即以“法轮功是坚强 抗争的六年，基督教是柔软忍受的五十六年”予回对。
凶残打压人民的自由信仰是这个制度从来就有的极具生命力的流氓 习性，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今后有它存在的时日里也将会继续如此，犹如狼吃人的本性在其有生命的日子即会存在一样，北京当局最近对蔡卓华牧师的非法判决墨 迹未干。
是到了需要我们猛醒的时候啦！
2005年12月21日于北京
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稿
联系人：傅希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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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华援助协会 2005年12月30日发
高智晟:新疆基督教家庭教会生存状况调查
作者：高智晟
2005年11月15日至11月20日，我利用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开庭的机会，对新疆基督教家庭教会目前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了解，这一“秘密”实际上已被 当时追至乌鲁木齐采访的《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周看的文章所公开。 (博讯 boxun.com)
没有走访被迫害的法轮功信仰者那样的惊心动魄和浓烈至让人窒息的血腥残暴，但这却并不影响我们对当地政府的对基督教家庭教会野蛮打压，对家庭教会成员 随心所欲的非法抓捕、迫害的残酷现状的评价。
新疆警察的野蛮、无知及无法无天决不在京畿之地的、残无人道地强奸我信 仰法轮功女同胞的警察何雪健之下。应被访者的请求，我在这篇调查中，将隐去他（她）们的真名！本调查篇幅中，我将尽可能多地以被调查者的口述内容为主。我 调取了13名信徒的自书经过，择其中部份在此公布：
基督教徒马连如2003年11月在奇台县被抓经过：“当我与十几 位基督徒在一位叔叔家聚会（过圣诞），当时我们在唱歌，派出所、奇台县公安局以及宗教局的人来到了现场。他们来到之后让我们停止了唱歌，问我们谁是带领聚 会的，当时我说我就是，他们就用照相机拍黑板上的圣经章节，又把每一位基督信 徒带到房间去录笔录，然后把我和一位弟兄带到了警车上，把我们的皮带给抽走了，就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让我们坐在会议大厅好好反省。他们让我老回答他们的 笔录，又用皮带抽打我的身体，他们给我说我们信的（基督教）是邪教，没有通过他们的批准，又恐吓说如果你不老实交代，就要把我送到监狱，最少也要让我坐三 年牢。我就把他们所问的事情讲了出来，问完后又把另外一位弟兄叫去作笔录。过了一会，我看到他们把信徒所奉献的钱以及奉献箱也一同拿到了派出所。他们把我 送到一个小房间，用手铐把我反手铐在暖气包上。到了晚上，他们说如果我要从这里出去的话，必须要交给他们一千元的罚款，就让我打电话给家里，让家人拿钱来 保我。我一直背靠暖气包站着，等到第二天家里来了人，没带钱，他们就不让我与家人见面，家人最后还是无功而返。第二天的晚上到十二点，他们又让我给他们写 了欠条，欠条写完之后他们才让我从派出所出来”。
奇台的基督徒汝林2004年2月5日在奇台县被抓经过：“当时有二 十多人在一起唱歌，突然听到外面有很大的响动，我们向窗口看去，有几个公安人员已从院墙外跳进来，冲进屋子之后让我们都不要动，有一个公安队长拿着摄像 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头抬起来，把我们每个人都摄下来，又都让我们把皮带抽 下来，让我们站在门外排队，他们就在房间内搜东西，床上、桌子上搜的凌乱不堪，又把我们从乌市买的十几本圣经还有我们每个人拿来的圣经都没收，有一个姐妹 从乌市批发的小收音机也给没收了。然后让我们上了警车，走的时候一个警察踢了我们一个弟兄一脚，把我们一批一批的送到了县公安局。他们叫来武警看守我们， 警察就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叫去审问。审问到我的时候，他问了我许多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就把别的信徒作了处罚，有罚四百元的，有罚三百元的、二百元 的，还有一百元的，把我们其中四人作为拘留，让我们签传唤单，传唤单的内容是非法聚会，而在我们的拘留证上却写的是‘邪教活动’，我们几位不愿意签，警察 说法律条例上没有这一条，我们只能用这一条（邪教）来定你们的罪。最后我们还是一一签了名，判了我们15天的拘留。在看守所里，他们又把和我关在一起的弟 兄审问了许多次，我和跟我在一起的弟兄在里面被关了17天，出来时看守所的人员又向我们要了每天25元的生活费，共计375元”。
教徒倪树军夫妇的遭遇：“2004年7月12日，有一批基督徒到昌吉州铁路渡假村去旅游，由于当天天气特别热，大家吃完午饭，都没有出去，都在有空调 的房子里休息。有的人在祷告，有的人在谈论。忽然从外面闯入十几个人，有的身穿公安制服，有的是便装，没有出示任何的证件，也没有说明自己身份， 有的人拿着摄像机对大家开始录像，有的人拿着照相机拍照。就在大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莫名其妙时，有一个身穿制服的公安大声说，‘不许乱动，原地蹲下’，对 大家的态度像对待犯人一样凶，也不许别人说话，然后就开始登记姓名、住址、工作、电话号码等等。登记后就带出去，看到外面的情景，让大家大吃一惊，有几十 辆警车，还有三四辆部队的军车，还有一辆大客车，外面站满了警察和武警。然后把所有的人像押犯人一样押上了那辆客车。
天 气热，车里人又多，一个挨着一个的站着，车内就像蒸锅一样，让大家汗流浃背，透不过气来。就这样被抓到十几里路外的一个学校，把大家分别关在教室里面，开 始录口供。问：你们为什么来这里，谁组织的，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都是基督徒等等详细经过，然后又让我们拿一张纸写上自己的名字，举在胸前拍 照，有几位弟兄他们‘认为可疑’，被刑事拘留十五天，其他的人被通知当地公安局，带回本地处理，有的被刑事拘留，有的被罚款。我被带到户口所在地（本垒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处理，他们态度凶恶、言语粗俗，批评教育后，让我写下‘保证书’，不准再参加任何的宗教活动，不准有任何的传教行为，后释放。我妻子被 带到户口所在地（奇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罚款处理，事后我们回到常住所在地乌鲁木齐。
2004年7月20日，乌鲁木齐 市沙依巴克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来到我们家，把我和我妻子抓到国保大队，问7 月12号我们是否参加昌吉铁路渡假村的活动，那次活动是谁组织的，详细经过，作完笔录后，我被送到乌鲁木齐西山看守所，第二天，他们又来到看守所对我进行 审问，第七天他们让我签了延期拘留，我问办案警官我什么时候能出去，我29号要考驾驶证，还有还按揭房款，一位姓马的警官说，我就要让你的驾驶证考不成， 让你交的学费过期作废，让你的房款还不上，让房产公司没收你的房子。到了十五天，莫名其妙地把我们释放了，没有办任何手续，至今我们也不知什么原因。更让 我想不通的是，这件事是在昌吉州发生的，已由昌吉州处理完，交给户口所在地本垒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又处理，事情完了，我常住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安局国 保大队再对我们拘留十五天，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我妻子在被关押期间，被多次审讯，有一次被警官从看守所带到国保大队连续审讯长达48小时，精神、身体受到 严重打击。马大队长还打了我妻子几个耳光，还用脚踢，有一位维族警官也打了我妻子几个耳光，逼她说出谁策划组织、有什么目的，我妻子说没有任何目的，只是 基督徒一起去渡假村玩，还有按基督徒一贯的信仰生活、唱诗、祷告、赞美神，这有什么错。但他们说这是非法的，没这么简单，要用法律制裁，直到现在我们也想 不通，我们这些有纯正信仰的基督徒，在这个有法制的国家里，为什么在国家公安警官的眼中被看为是罪犯。”
63岁的夏 灵芝（真名）老人来见我时泣不成声：“我于2005年8月5日15：00在西山路156队一平房内参加基督教祷告会，刚进入屋内还 未坐定，就冲进一帮公安人员，勒令屋内人员原地不动，并说‘只准进不准出’。我当时由于腹泻几次要求上厕所，公安人员不准去，我手中有个提包，这时由于想 上厕所把包打开找卫生纸，想起包中有钱（是我侄子的朋友给我让买火车票的钱），我害怕钱在混乱中丢失，于是从包中拿出想放在裤子口袋中，就被沙区公安分局 国保大队的一位任警官看见，他上前把钱抢过去，又顺手抢走我的包，并且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之后公安人员开始一一点名，点了名字的人就被车拉去西山派 出所，全部被集中在会议室里。然后又一个一个叫去单独审问，我被叫去问：‘是谁组织的’，我说不知道。他们又问：‘你知不知道这是非法集会’，我说：‘你 说是就是’。他们在笔录上写的是‘我承认是’。问完我以后被带去照相，就像电视上演的犯人那样，手里举着写着自己名字的牌子在胸前，我们闹着不照，被强迫 照了。之后又被带去在一张纸上按手印，我眼睛看不清楚，也不知道在什么上面按的，十个手指个个按完，又用全手按手印。然后一个一个点名，这时已是2005 年8月6日凌晨1点钟，我与其他三人被送到乌鲁木齐六道湾女子收容所，当时我被告知并发给我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我进行行政拘留十五日。2005年8月17 日我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转到六道湾看守所，这期间我被提审了10次之多，由于长期在看守所的艰苦环境下，我记挂家中丈夫、女儿，压力极大，我本人也有 冠心病和高血压，一直非常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我心力交瘁、头脑混乱、思维不清，在第八次提审中，我情绪极为激动，心情波动很大。姓任的警官告诉我早承认 早回家，并软硬兼施，我那天不知道怎么就受了他的言语诱惑，又因为他曾经打过我，心中一直惧怕他，所以就真假不分地承担下来。
2005 年8月31日，我儿子去国保大队，有位警官给他说我是国家公安部的通报人员，回家后我儿子一直处于焦虑之中。由于儿子一直有高血压，再加上近一个月为我的 事情心情抑郁，导致第二天下午（2005年9月1日）突然脑出血，送医院抢救无效辞世。小女儿向国保大队提出取保后候审，我于9月2日下 午18：30分被放出看守所。取保候审期限为一年。我被放出看守所的当天下午，沙区分局法治科的人又一次对我进行讯问，并告知我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国家 公安部通报，问我服不服，我说‘不服’。2005年9月6日上午，国保大队打电话叫我们把取保候审手续带去，并带去5000元现金，说把人保改为财保。我 不明白，问原因，警察严厉呵斥说，这是上级的命令。自2005年4月起，我多次发现有人跟踪我，也去问过地质九队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否认。2005年9月 12日，我女儿及儿媳去西山派出所办户口，片警沉警官告诉我女儿及媳妇说我被判处三年劳教，并说我被公安部雇佣的四个人轮流从五月份跟踪，一直到我被抓， 我认为我被跟踪是严重妨碍和侵犯我的公民自由权。另外，《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及义务告知书》我是回家后家人念给我听，并且我才知道本应在第一次审讯后就给 我的告知书，却是第十次审讯后给我的，所以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我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我叫童其 苗，2005年9月28日早晨，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0998-2685277）说：‘我是国家安全局的，姓艾。’他让我马上到安 全局一趟，说有事要和我谈。由于交通不方便，我将近11点到安全局门口，有姓艾的人接我到后面2楼招待所的房子，我一进房子里发现有两个男人躺在床上，一 个汉族，一个维族，大概都有三十岁左右，我就上前与那个汉族人握手说：‘对不起，由于事情多，厂子又在农村，交通又不方便，耽误了一点时间。’没想到话没 说完，他就勃然大怒，竟出言不逊地骂到：‘妈的个屁，你算什么东西，今天我们没有开车铐你来是给你面子，我们注意你已经一年多了。’我说：‘你有证据现在 就可以铐我。’瞬间那个姓王的汉族人双手把我的手拉开，不由分说一脚狠狠地踢在我的胸脯上，当时我感到胸部一阵巨痛，当场就跌坐在地上。那个汉族人还蛮不 讲理恶狠狠的让我起来说话。那时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说话，只感到胸部疼痛难忍，我说：‘我心口实在疼痛，没气力说话。’那个人蛮狠的说我是假装。我问他： ‘你这不是知法犯法吗？你有什么权利打人？’他说：‘我们在案中有权利采取措施。’我问他：‘我究竟犯了什么法，你们竟如此对待我？’这时又进来两个人， 一个是姓汪的汉族人，另一个是姓艾的维族，这个姓汪的科长一进门就说：‘听说你厉害的很！’我有气无力的说：‘你们为什么打人？’而动手打我的那个姓王的 汉族人马上说：‘谁打你了，打在哪里？’汪科长却说：‘你是个无赖，像你这样的人，我见的多了！好吧，你这个地方不谈，我们换个地方谈。’于是汪科长让那 个姓艾的维族人拿了拘留证来，放在我面前。当时我的胸口已经痛得无可忍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看到这种情景，汪科长出去了，那个打我的姓王的近前来对我 说：‘老童，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把我问你的事说清楚，你就可以回家。’这时我的胸口越来越痛，我用手捂着胸上，吃力地一字一句地回答他所提的问题。痛苦 不堪的我多次提出去医院检查被拒绝，后我实在痛苦的无法回答问题啦，才被送到一家私人医院，姓王的首先到医生办公室交代了一番才出来，把我带进去，开始做 心电图，再后来拍片子，然后又把我带回到车上，等了40多分钟，王又进医院，不一会出来，把我重新带进医院的检查床上。医生问：‘哪个地方痛？’我说： ‘其他地方都不痛，就是胸这块痛的厉害。’当医生伸出两个指头按我的胸骨上时，痛得我全身冒汗，最后医生说：‘没有事，吃点药就行了。’姓王的又把我带进 车里，回到安全局的后院二楼原处，他把材料都抄写一遍，这时我已经痛的无法坐在床上，只得手按住胸脯，蹲在地上。这时那个姓汪的科长进来，看我蹲在地上， 厉声让我起来，我说：‘我真的起不来啦！’汪说：‘医生不是看过没事吗？’这时打我的姓王的把汪科长叫出去说了些什么。最后进来把他们重抄的笔录读一遍， 叫我签字、按手印。又说：‘今天的谈话不愉快，马上要过节（国庆节），你回去好好的做生意，我们这边如果有事就打电话你就过来。’就这样，我一步一步挪到 大门口，剧烈的疼痛已经使我无力再走，这时已经是晚上8点，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妻子接我。把我送到喀什市第二医院急诊科，后进行诊断为胸骨骨折。这就是我被 叫到安全局所遭遇的全部过程。”
与夏灵芝老人那次一道被抓到西山派出所的有69名基督教徒，被折腾了一天，每名教徒 的名字都被编上号、写在一张大白纸上，并强制他们将写著名字、编号上的白纸举到脑前，逐一拍照。对大部份教徒作了罚款处理，名为罚款，却什么单据都不出 具，这和抢劫无任何区别。夏灵芝、周莉、张红新、倪土美、赵 玉莲、蒋林等十几名教徒被拘留关押，其中夏灵芝、周莉被口头通知劳教三年，倪土美被劳教两年，后引发国际关注后，被关押审讯了34天的周莉被突然释放，无 任何手续。夏灵芝老人在被关押审讯28天后，其子在从警察那里得知母亲是被公安部雇人跟踪了半年的要犯，将被劳教三年的消息后的一天内身亡，老人被放出后 还被追要了几千元钱。29岁的蒋林是唯一一位这次大规模抓捕这些基督徒过程中见识过“老虎凳”者，他被警察“安置”在老虎凳上近30小时，其间警察马斌还 对其进行了殴打。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被关押的教徒拿到了处罚文件。我们在警方对赵玉莲的处罚中看到的处罚理由是：“进行非法基督教传教、扰乱社会秩序。”
在对新疆基督教徒信仰环境的调查中，我们再次看到警察群体令人失望的身影及他们那强劲的、毫无任何顾忌的破坏社会秩序的野蛮能力。在我们获得的调查文 字中，无一例外的规律是，警察在“刑讯”过程中问话稍有不顺，或被问者的回答不合问者的“口味”时，即都会以“再不老实，劳教你三年”作为他们 “办案”的强劲工具。整个调查中我们发现，数量庞大的警察是专门为了打压信仰自由价值而存在，野蛮抓捕、打压、冲击并“审讯”基督教徒，成了这群警察常年 工作的全部内容。正常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们持续反复地对仅因聚会祷告而被关押的信徒的“审讯”的那种无聊和无耻，你根本无法想像那即是一群成年人在做的事。 在他们眼里，基督教也成了邪教，这根本是无法理愈的荒唐。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一切正的都成了邪的呢！足见他们才是真正反文明的邪恶势力。
我的调查及写成这篇调查文字，并不单一是为了揭露黑暗及凶残的权力，凶残及反动权力的恶名早已被他们的长期恶行深深地植入绝大部份人民的心底，已无需 用我的文字来告诉人们。我们持续想提醒人民的是，继续容忍这个杀戮一切向上力量价值的反人类的权力集团的危险性——对我们自身的危险！对我们可爱子女未来 的危险。在全人类任何国家，基督教信仰者的信仰都能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呵护，惟独我们的权力在张牙舞爪地予血腥打压，犹如法轮功在全球 60个国家都属合法而惟独在中国被诬为“邪教”一样。“法轮功的六年灾难，基督教的五十六年”，一位学者在与我作上述沟通时感慨道！我即以“法轮功是坚强 抗争的六年，基督教是柔软忍受的五十六年”予回对。
凶残打压人民的自由信仰是这个制度从来就有的极具生命力的流氓 习性，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今后有它存在的时日里也将会继续如此，犹如狼吃人的本性在其有生命的日子即会存在一样，北京当局最近对蔡卓华牧师的非法判决墨 迹未干。
是到了需要我们猛醒的时候啦！
2005年12月21日于北京
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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